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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先生布袍粗褂，项后垂辫，平时沉静寡言。
有学生造访，除指点学术外，其他话题不善旁及。
历史学家徐中舒回忆道：“余以研究考古学故，与先生接谈问难之时尤多。
先生谈话雅尚质朴，毫无华饰。
非有所问，不轻发言；有时或至默坐相对，蔣卷烟以自遣，片刻可尽数支；有时或欲有所发挥亦仅略举大意，数言而止；遇有疑难问题不能解决者，先生即称不知。
故先生谈话，除与学术有关者外，可记者绝少也。”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和清华国学研究院是全国学术界最为注目的两座高峰，自然形成了争妍竞爽的局面。
有了诸如王国维等此般大师级人物的所在，一时风传清华胜过北大的言论，就连身在北大国学门的顾颉刚都说清华培养出来的人，学术水平在北京大之上。
清华之所以独具特色就在于它所研究的部分，就当时而言是近二三十年所发现的新学问，与从事研究自乾嘉学派以来的音韵训诂之学相比，前者是“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
，后者仅仅“能承继先哲将坠之业”
而已。
“继往”
与“开来”
是有联系的，但又是有区别的。
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有这样一段话：回顾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之初，聘请王国维为通讯导师，王国维在接受聘书之后写信给沈兼士，提出了如下几个研究项目：
一、《诗》《书》中成语之研究
二、古字母之研究
三、古文学中联绵字之研究
四、共和以前年代之研究
五、六朝迄唐藩姓之研究
从这些研究项目来看，王国维的用意鲜明无比，在他认为学术研究不应走前人的老路，应当开辟新的路径，夺取截然不同的成果，那时他就已经形成了如此认识。
在《沈乙庵先生其实寿序》中，他谈到清代三十年间学术上有过三次变化，自认为处在时势巨变之中的王国维，安得不在学术上力求创新。
可以说，王国维自从到清华教书，心境安定，学术成果层岀。
但是他仍“时时以津园为念”
，每年春节都要去天津觐见“皇上”
，还常为“有君无臣”
而忧虑。
1927年5月间，听说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党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攻城略地打到了河南，即将北渡黄河，扫**华北，入驻京师。
又听说湖南的叶德辉、湖北的王葆心等一代名儒被北伐军抓起来砍了头，王国维甚为恐惧，常与吴宓、陈寅恪等人议论应变之事。
6月1日，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过后，下午举行“师生叙别会”
。
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教授各入一席，李济、梅贻琦等在座，师生畅谈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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