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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新朝的失败终结了西汉的政治儒学，那种旨在驯服君主，用天人感应、灾异祥瑞来限制帝王，甚至大臣敢于要求君主下台的做法，渐渐失去了感召力。
儒家失此良机，再无胆略气魄和自信对帝制进行根本性的政治变革，再也无力触及驯服君主、政权更替之类的宏大议题。
这就是历史的残酷。
对一个制度来说，如果把历史给的第一次机会搞砸了，后人就会认为这是一个被证明过的错误答案。
于是东汉的儒学，又回到汉武帝、汉宣帝开创的“王霸之道”
格局下，越发沦为政治的修饰物，地位被高度尊崇，但并不真正受重视。
东汉不再有董仲舒、夏侯胜、京房、刘向和刘歆等“帝师范儿”
的经师，儒家的政治地位明升暗降。
但东汉有更多的名士、孝子、循吏、学者。
学术上，像郑玄这样的集大成者既熟习谶纬，也深研古文经学，还了解汉朝律令，力图将古文和今文经学由礼制统摄为一体，并注释汉律；士大夫们在道德上砥砺名节，他们《诗》《书》传家，涵养百年，孕育宗族，造就了汉末三国赤壁千古的风流人物。
名教中亦有风流。
至魏晋六朝，才子名士们的谈玄虽然被认为是对名教的抵抗，但其实都有儒家的底色，玄言中不无政治的微言大义，但作为思想学术，受道家的影响，儒学已从政治哲学演进为玄学和义疏学。
那些两汉的余绪，一部分残留在越发无人问津的汉朝章句里，一部分进入道教方术。
特别是灾异、数术、符命、谶纬之类，随着后续王朝将其禁止，除了一小部分留在古代天文学领域，大多数已从庙堂之上跌落进最低的尘埃。
直到今天，我们在道教神符的“急急如律令”
17里，在街头巷尾的占卜者处，多少可以窥到过往的依稀痕迹。
至隋唐，佛道大兴，儒学旧注飘零，几乎不振。
幸有韩愈《原道》，文起八代之衰，悬空构建起从孔子到孟子直至他本人的一套“道统”
。
此时儒学的危机，已不必侈谈“政治儒学”
，而是在佛教的彼岸净土和僧人的禅意超越中，努力赢得一点生存空间。
继而入宋，自宋初五子至南宋朱陆，皆以接续道统为己任，儒家自中唐吐故纳新四百年，终于发挥出能够对抗佛教的心性成圣之学，但无论是朱熹这一脉的“道问学”
，还是陆九渊这一脉的“尊德性”
，比起汉儒，其距离政治哲学的关系更远。
当然，宋儒的政治品格仍然存在，把汉朝自上而下的宫廷政治哲学，转变为自下而上的个体、家族、社区的民间政治哲学，换言之，宋代儒家的政治品格不再纠结于驯服君主，转而致力于涵养君子和治理家族。
孔子的制法终于找到新的方向，不是给帝王制造符命谶纬，而是给民间创立乡规民约、族谱家法等。
元、明之世，朱熹理学成为王官学，陆九渊之学演进为王阳明心学，但王阳明本人以“致良知”
而发雷霆之力，戡乱平叛，其后学却等而下之。
明清鼎革，刺激儒生们另开新路，务实求变，儒家的政治品格体现在天文、地理、农工、军事之类的实学，但一入清朝，文网严密，对实学的追求扭曲为对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雠的研究，虽然自称重返东汉，实际上不仅疏离于政教，亦不关乎心性。
直到清代中后期，学术理路内在转移，常州学派兴起，沿乾嘉之路继续上溯，号称重返西汉政治儒学，重提今文经学，但尚未积蓄政教实绩，已闻西洋炮舰之声，西洋政教挟枪炮之利侵入中土，时代已入第二个千年之大变局。
儒学还在周、秦之变的第一个千年之大变局中跌跌撞撞，抬头已见改天换地。
随着清朝废科举，无论是哪一路儒学，再也没有王官学这一“体制内身份”
的护持。
而在学术领域，今文经学斥古文经学是新学伪经，古文经学讥今文经学为荒诞不经，从此两败俱伤，把腾出的位置让给了现代学术，现代学术则从汉代学术继续上溯，回到先秦诸子，回到商周彝器，将旧儒学视为未经科学审视的粗陋资料而非大经大法。
此时生出的民国新儒家，将西洋政教理解为三代之治，以德国古典哲学改造儒家理学，力图从老内圣开出新外王，将儒学拉回政治的轨道，至今延续百年，但其踪迹多存乎学术著作、期刊论文，对大众而言，仿佛纸上谈兵。
至21世纪，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道术更进一步为天下裂。
儒学又有锚定西汉政治儒学，以观照华夏当代乃至未来政制的学说。
而孔子如何为当代立法，参与重塑当代伦理政教，似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
但放眼日常生活，虽然我们遵循的道德准则仍以儒家伦理为基础，但很难具体找到一项政制、一部法律、一样科学技术、一个市场主体“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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