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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地区陷入万邦林立的状态，相互之间征伐不断。
从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是什么造成了社会的转变？显然，人口增长是重要的内因。
进入龙山时代，可能有数百万人生活在农耕社会的核心地带—中原地区。
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农田的产量并不高，粟、黍、菽已经得到充分驯化和种植，而小麦尚在赶来的路上，粮食增产在彼时彼地遇到瓶颈，人口激增带来了强烈的生存压力。
各个部落尽力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彼此会为了争夺一块耕地、一块牧场甚至一处水源而发生冲突。
龙山时代的气候也是制造社会动荡的元凶之一。
在经历了仰韶时代的温暖后，龙山时代已经处于大暖期的末期，气候变得波动起来，有时还会出现降温事件。
气候波动就会带来大大小小的自然灾害，激发一些部落的生存危机，求生欲驱使他们对外诉诸暴力，抢夺资源。
最终，气候变化推动了中华大地实现“临门一脚”
，从一片乱世迈向了最早的中国。
距今4000年前，不论是中华大地还是欧亚大陆，似乎都正在经历巨大的气候转变。
比如我们谈到的良渚文化，在距今4000多年前衰落了；沿着长江上溯，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中上游的宝墩文化都在同一时期衰落。
北方的齐家文化在距今3700年前左右走向消亡，更北的辽河流域的文化也差不多同时走向了衰落。
只有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在古文化大面积衰落的背景下冉冉升起。
这种巨大的转变，考古学家称之为从“满天星斗”
到“月明星稀”
，原本东西南北如繁星般的各种古文化都黯淡下来，只有中原升起了一轮文化的明月。
在前作《草与禾—中华文明4000年融合史》中，我分析了文化面貌巨变的气候原因，猜测可能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南北向移动导致了中华大地古文化的大量衰落。
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放眼全球，当时整个欧亚大陆似乎都在经历气候巨变。
距今4200年前左右，埃及古王国在奴隶大起义的动荡中走向了终点。
不过，学者们最近提出了古王国灭亡的新视角。
他们找来了那个时代古埃及人的棺材板，仔细分析了棺材板上的树木年轮痕迹，发现当时的气候极端异常，有强烈且短暂的干旱期。
干旱带来的粮食减产给古埃及统治者制造了巨大的麻烦，局势最终失控了。
在西亚两河流域，考古学家对一座消失的大型城市进行考古发掘，在距今4200—3900年前的土壤层中发现了那个时期气候严重干旱的证据，甚至连蚯蚓都因干旱而大量死亡。
在印度河河谷，距今3700年前左右，古印度文明突然消失。
过去学者认为，古印度文明可能遭遇了西北方向族群即雅利安人的入侵。
但是气候学家发现，印度河文明当时已经出现了严重衰退，原因很可能是气候波动导致了灌溉水源的不稳定。
为什么距今4000年前，全球气候经历了如此巨变？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答案。
我们能够知道的是，比远古中国先期进入文明古国阶段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都遭受了沉重打击，而中华大地却在气候打击下凤凰涅槃，中原地区迈入了文明古国阶段。
最早的中国，祖先的家国
动荡不堪的环境中，相对适宜生存的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终于脱颖而出，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站上了文明的高台。
考古发现，降温、洪水、干旱等灾难在龙山时代末期导致北方地区人口规模下降。
同时，人口向中原地区的核心区域集中，以二里头都城为中心的区域人口规模逆势膨胀，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都城规模宏大，有着纵横交错的大道、方正规矩的宫城，宫城内还排列着多座建筑，具有明显的中轴线格局，这种城市格局为此后的古代中国各个朝代所继承，比如汉唐长安城、明清北京城等。
当时的二里头社会已经是阶层井然的社会，贵族住在宫殿区以东区域，“城市”
的西部和北部则是一些小型的地面或半地穴式建筑，是平民百姓的居住区。
都城内部有许多功能区，比如铸铜作坊。
二里头遗址的青铜作坊规模大，延续时间长，浇铸工场、烘烤陶范的陶窑，展现出铸铜工艺设施已有较高的专门化水平。
在宫殿区和铸铜作坊之间，还另有绿松石器制作作坊，二里头先民主要在那里制作绿松石管、珠及嵌片之类的装饰品。
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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