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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抵御四面八方与本族群文化不同的其他族群，尤其是北方、西方强大的游牧族群，华夏族群的“中国”
概念形成了。
中国与四邻有着经济和政权模式的本质区别，从而导致了文化与文明的差异。
如果把目光放长远、放广阔，我们会发现，文化中国的产生，既是中华大地族群自身文明发展的结果，也是西北地区乃至整个欧亚草原带变革传导而来的力量使然。
这就是欧亚大陆上的蝴蝶效应，那时的欧亚大陆已经紧密联系，没有哪个区域是孤岛。
族群扩张：从生物基因到文化基因
从距今4000多年前到距今2000多年前，“短短的”
2000年里，整个欧亚大陆就从诗意的旷野变成了拥挤的闹市，不论是在适宜农耕的平原和盆地，还是在适宜游牧的草原、适宜渔猎的丛林，每个族群的人口都实现了大量增加，整块大陆上的族群摩肩接踵、摩擦不断。
从基因角度看这段岁月，我们的祖先们以族群为单位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也扩展着自己的基因分布区，其过程明显可以分为前后相继的三种模式。
第一种基因扩展模式就是本书第二章所说的“填空模式”
。
在大陆上还有许多渺无人烟的处女地时，族群的扩展基本上是填补自然环境中的空白，从事农耕或畜牧的族群迁徙到没有其他人类占据的新空间中，把那里变成自己的家园。
当然，说那些处女地完全没有人烟，并不是很准确。
狩猎采集人群也曾经广布整个大陆，只是他们的人口密度太小，族群规模也很小。
所以，在农耕族群和畜牧族群闯入他们的空间时，人数过少的狩猎采集者要么被消灭、要么被同化，要么远遁山林更深处。
在“填空模式”
下，一块新空间的族群基因是与他们的故乡族群一致的，至少短期内是一致的。
族群与族群之间有着较为分明的基因型差别，分子生物学家也很容易追踪这些族群的起源地。
由于起源地不同，族群扩张时继承着各自的文化，因此族群与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别也很大。
克里木齐人南下罗布泊之举基本上可以算是这种模式的扩展。
第二种基因扩展模式是“群体替代模式”
。
此时渺无人烟的处女地已经很难寻到了，每一块区域都有族群生活，只是族群有大有小，族群的文化各不相同。
族群之间还很陌生，交往很少，文化差异甚至语言差异很大，于是族群与族群之间会视对方为无法沟通的“异类”
。
在自然环境变化的压力下，或者纯粹为了争夺更好的生存环境，强大的族群会去侵占弱小族群的生存空间。
很多弱小的族群要么被消灭，要么被驱赶到其他的区域，鸠占鹊巢，该空间的族群发生了替代。
在“群体替代模式”
下，空间的族群基因发生了替代，从原来的原住民基因型变成了新居民基因型。
也许有极少量的弱小族群成员被强大族群接纳，但是由于人口基数相差很大，社会地位也相差很大，这极少量成员没有或者很少有后代，他们并未给强大族群的基因库增添什么新基因型。
奥库涅夫人驱赶克里木齐人、卡拉苏克人驱赶阿尔泰部落的过程，大体上属于这种模式。
第三种基因扩展模式是“上层更换模式”
，此时各个族群都有相当多的人口，彼此之间也有所了解，不论是语言、文化还是经济，都有一定的交流存在。
族群与族群之间的战争是靠专业化的军事力量来进行的，最终某个族群的政权被推翻，过去的上层王族、贵族更换为新的上层王族、贵族，而其下的黎民百姓仍然还留在原地，接受新统治阶层的管理。
在“上层更换模式”
下，一个区域的基因型变化会比较复杂。
底层广大民众的基因型会保持不变，而上层统治者的基因型可能会发生更换，并且与底层民众的基因型不一样。
也有可能，新的统治者与旧的统治者本来就基因相近，这时候政权更迭甚至不会带来基因型的变化，不论是上层王族、贵族还是下层民众。
这个时候，发生变化的是文化基因，而不是生物基因。
文化基因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英国著名科普作家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仿照基因（gene）提出一个新词—谜米（meme），用来描述“文化的复制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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