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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猪是中国本土驯化的动物，从距今9000年前开始，在中华大地上的很多遗址中，古人都以猪来祭祀和随葬，偶尔也使用狗，这是另一种本土驯化动物。
到距今4000年前左右，遗址中开始出现用牛和羊进行祭祀与随葬的现象，并且越来越普遍。
看上去在古人的心目中，外来物种牛和羊的地位要高于本土驯化的猪和狗。
到商代，这种祭祀文化上的“动物歧视”
更加登峰造极了，商代有两种高规格的祭祀礼仪形式—“太牢”
和“少牢”
。
“太牢”
是商王一级的祭祀，必须牛、羊、猪三牲齐备；“少牢”
是卿大夫一级的祭祀，只用羊、猪两牲。
所以，如果对几种动物在祖先心目中的地位进行排序，从高到低依次是牛、羊、猪、狗，黄牛的地位最为崇高。
“牺牲”
二字的偏旁，都是“牛”
字，就是因为牛是最高级的祭祀品。
商朝人流行占卜，黄牛的肩胛骨被用来做卜骨。
在当时的手工业生产中，黄牛的骨头是重要的材料，用于制作骨器。
再到后来的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制农具的出现，力气大且性情温顺的黄牛开始被用于农耕劳作，成为农民的好帮手。
文明硬币的两面
至此，在距今5000—4000年前的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所谓的“五谷”
—粟、黍、菽、麦、稻，全都齐备了；所谓的“六畜”
—狗、猪、牛、羊已经出现，马正在北方草原扬蹄驰骋，鸡可能正在南方地区啼鸣破晓，这两者稍后会进入中原地区。
这些重要物种中，麦、牛、羊、马都来自西方世界；极为重要的青铜技术、马车技术来自西方世界，同样重要的彩陶技术也来自西方世界。
那么，我们是不是该把安特生等人曾经提出的西来说重新拾起，拍拍尘土，摆上学术的供桌呢？
从逻辑和史实上，我们都不能如此武断地支持西来说。
正如上一章我们谈到的，中华大地的北方祖先驯化了粟和黍，并在距今7000—5000年前沿着草原带西传，让亚洲西部与欧洲的古人也尝到了小米和黄米的滋味。
狗和猪这两种家畜起源于中国，它们同样也在很早的时候就扩散到了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包括西方世界。
如果仅仅因为一些物种和技术的输入，就认定中华文明是“西来”
的，那么在这样的逻辑下，根据古代中国向外输送物种的史实，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西方文明是“东来”
的。
那么，本土说就正确了吗？我们的文明是本土产生并繁荣起来的，即使没有外来文化（包含物产、技术等）的输入，中华文明仍然会结出硕果、辉煌灿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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