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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简直可以说是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掌握一个正确的分寸难于上青天。
最突出的是因地而异，“地”
指的首先是东方和西方。
在东方，比如说中国和日本，提到自己的文章或著作，必须说是“拙作”
或“拙文”
。
在西方各国语言中是找不到相当的词儿的。
尤有甚者，甚至可能产生误会。
中国人请客，发请柬必须说“洁治菲酌”
，不了解东方习惯的西方人就会满腹疑团：为什么单单用“不丰盛的宴席”
来请客呢？日本人送人礼品，往往写上“粗品”
二字，西方人又会问：为什么不用“精品”
来送人呢？在西方，对老师，对朋友，必须说真话，会多少，就说多少。
如果你说，这个只会一点点儿，那个只会一星星儿，他们就会信以为真；在东方则不会。
这有时会很危险的。
至于吹牛之流，则为东西方同样所不齿，不在话下。
可是怎样掌握这个分寸呢？我认为，在这里，真诚是第一标准。
虚怀若谷，如果是真诚的话，它会促你永远学习，永远进步。
有的人永远“自我感觉良好”
，这种人往往不能进步。
康有为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他自称，年届而立，天下学问无不掌握。
结果说康有为是一个革新家则可，说他是一个学问家则不可。
较之乾嘉诸大师，甚至清末民初诸大师，包括他的弟子梁启超在内，他在学术上是没有建树的。
总之，谦虚是美德，但必须掌握分寸，注意东西。
在东方谦虚涵盖的范围广，不能施之于西方，此不可不注意者。
然而，不管东方或西方，必须出之以真诚。
有意的过分的谦虚就等于虚伪。
1998年10月3日
辞“国学大师”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
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
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莫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
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
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毕竟是保留在所谓“国学”
中的。
当时在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
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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