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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流寇”
的必然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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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流寇的兴起，是一个社会组织崩溃时必有的现象，如瓜熟蒂落一般。
即使李自成、张献忠这一群农民领袖不揭竿而起，由那贵族、太监、官吏和绅士所组成的压迫阶级，也是要被它脚底下踏着的阶级所打倒的。
阶级的对立，在当时已经有人看出。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兵科都给事中曾应遴奏道：“臣闻有国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今天下不安甚矣，察其故原于不均耳。
何以言之？今之绅富，率皆衣租食税，安坐而吸百姓之髓，平日操奇赢以役愚民而独拥其利，有事欲其与绅富出气力，同休戚，得乎？故富者极其富而每至于剥民，贫者极其贫而甚至于不能聊生，以相极之数，成相恶之刑，不均之甚也。”
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仕绅阶级利用他们所有的富力和因此而得到的政治势力，加速地把农民剥削和压迫，农民穷极无路，除自杀外只能奋起反抗，用暴力来推翻这一集团的吸血鬼，以争得生存的权利。
流寇的发动和实力的扩展，自然是当时的统治者所最痛心疾首的。
他们有的是过分充足的财富；舒服、纵佚、****、奢侈的生活。
他们要维持现状，要照旧加重剥削来增加他们生活上更自由的需要。
然而现在眼见要被打倒，被屠杀了，他们不能不联合起来，为了他们这一阶级的安全。
同时，为着个人利害的冲突，这一集团的中坚分子，彼此间还是充满了嫉妒、猜疑……钩心斗角、互相计算。
另一方面，农民是欢迎流寇的，因为是同样在饥饿中挣扎性命的人。
他们自动做内应，请流寇进来。
河曲之破，连攻城的照例手续都用不着。
据《绥寇纪略》卷一：“辛未（1631年）二月，上召辅臣九卿科道及各省盐司于文华殿。
上问山西按察使杜乔林曰：河曲之城，何以贼到辄破？乔林曰：贼未尝攻，有饥民为内应，故失守。”
和统治者的御用军队的骚扰程度相较，农民宁愿用牛酒来欢迎流寇：“樊人苦左兵**掠，杀槁桔燔烧之，良玉怒，夺巨商峨艑重装待发，身率诸军营于高阜。
汉东之人，牛酒迎贼。”
官兵不敢和流寇接触，却会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报功。
到这步田地，连剩下的一些过于老实的老百姓也不得不加入反抗者的集团了。
据《烈皇小识》卷四：“将无纪律，兵无行伍，**污杀劫，惨不可言，尾贼而往，莫敢奋臂，所报之级，半是良民，民间遂有贼兵如梳，官兵如栉之谣，民安得不为盗！
盗安得不日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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