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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崇祯七年（1634年）三月己丑南京右都御史唐世济疏中所说的。
以陕西发难地而论，则“延绥以北为逃兵，为边盗，延绥以南为土寇，为饥民”
。
边盗土寇可以归入乱民一类；加上逃兵，约略地可分五类。
关于乱民之起，《明史·杨鹤传》说：“关中频岁祲，有司不恤下，白水王二者鸠众墨其面，闯入澄城，杀知县张耀采，由是府谷王嘉允、汉南王大梁、阶州周大旺群贼蜂起，三边饥军应之，流氛之始也。”
则亦是因饥举事。
关于驿卒的加入，《明史·流寇传》说：“以给事中刘懋议裁驿站，山陕游民仰驿糈者无所得食，俱从贼，贼转盛。”
《绥寇纪略》卷一引御史姜思睿疏也说：“各递贫民千百为群依辇舆以续命者，饥饿待死，散为盗。”
据《明史·五行志》三：“崇祯元年（1628年）夏旱，畿辅赤地千里。
陕西饥，延巩民相聚为盗。
二年山西、陕西饥。
五年淮、扬诸府饥，流殍载道。
六年陕西、山西大饥，淮、扬洊饥。
七年京师饥，太原大饥，人相食。
九年南阳大饥，有母烹其女者，江西亦饥。
十年浙江大饥，父子、兄弟、夫妻相食。
十二年两畿、山东、山西、陕西、江西饥，河南大饥，人相食。
十三年北畿、山东、河南、陕西、山西、浙江、三吴皆饥，自淮而北至畿南，树皮食尽，发瘗胔以食。
十四年南畿饥，山东洊饥，德州斗米千钱，父子相食，行人断绝，大盗滋矣。”
在十四年中，灾荒迭起，河北更是厉害，内中山西、陕西、河南被灾情形最严重，次数也最多，由此可以知道流寇发难于秦晋，和流寇以秦晋人为中心的原因。
关于逃兵之加入，《明史·李自成传》记：“京师戒严，山西巡抚耿如杞勤王兵哗而西，延绥总兵吴自勉、甘肃巡抚梅之焕勤王兵亦溃与群盗合。”
在这种情形之下，当时的统治者仍是蒙蒙昧昧，不但不想法补救，反而以为是“疥癣之疾”
不足致虑。
地方官也未尝不知道叛乱之起是由于饥荒，而不但不加抚恤，反而很轻松地说：“此饥氓，徐自定耳。”
他们对于低低在下的民众，本来不屑置意，只要民众能忍辱负重地像羔羊一般供他们宰杀剥削，他们便可以高枕而卧了。
他们想不到饥民的集合暴动，最初固然是毫无政治企图，只求免于饿死；但等到一有了势力以后，他们也会恍然于敌人之无能，会来夺取政权，打倒旧日曾鱼肉他们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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