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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盗仓粮，以军卫言之，三年所积卖空。
前者榜上若欲尽写，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
若将其余仓分并十二布政司通同盗卖见在仓粮，及接受浙西等府钞五十万张卖米一百九十万不上仓，通算诸色课程鱼盐等项，及通同承运库官范朝宗偷盗金银，广惠库官张裕妄支钞六百万张，除盗库见在金银宝钞不算外，其卖在仓税粮及未上仓该收税粮及鱼盐诸色等项，共折米算，所废（吞没）者二千四百余万（石）精粮。
据一些同时人和地主子孙的记录，三吴一带、浙东西的故家巨室，不是“多以罪倾其宗”
，便是“豪民巨族，刬削殆尽”
。
这些记载虽然有些夸大，但是反映了一部分旧地主阶级分子被消灭的情况，则是无可置疑的。
这样严重的打击，当然会引起地主阶级和官僚的恐慌及不满，他们当然不敢申说买卖官粮这一严重犯法行为是合法的、应该的，只能指斥、攻击、告发处理这个案件的御史和法官，一时议论沸腾，情势严重。
朱元璋也觉得这个矛盾如继续发展下去，对自己的统治十分不利，便一面以手诏公布郭桓等人的罪状，分析是非，一面把原审法官也杀了，作为对地主阶级和官僚们的让步，结束了这件大案。
除了空印案和郭桓案两次大屠杀以外，还有洪武四年（1371年）录（甄别）天下官吏；十三年（1380年）连坐胡党；十九年（1386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二十三年（1390年）罪妄言者，四次有计划的诛杀。
四十年中，据朱元璋的著作：《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的统计，所列凌迟、枭示、种诛有几千案，弃市（杀头）以下有一万多案。
戴死罪和徒流罪办事是朱元璋新创的办法，有御史戴死罪，戴着脚镣坐堂审案的；有打了八十大棍仍回原衙门做官的。
戴是判刑的意思。
他创立这种办法的主要原因是把这些官都杀了就没有人替他办事了，于是又判刑，又让回去办事，封建法纪确立了，各种事务工作也不致于因为缺官而废弛。
凌迟是最野蛮、最残酷的刑法。
枭示也叫枭令，种诛就是族诛，一人犯罪，就按家按族地杀。
此外有刷洗，有秤竿，有抽肠，有剥皮，还有黥刺、剕、劓、阉割、挑膝盖、锡蛇游种种名目的非刑。
可见，朱元璋野蛮残暴的程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帝王。
这种种酷刑，造成了朝官中的极度恐怖气氛，人人提心吊胆。
用重刑惩治违法官僚，尽管杀死了几万人，效果还是不大。
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慨叹说：“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
岂期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既久，俱系奸贪。
朕乃明以宪章，而刑责有不可恕。
以至内外官僚，守职维艰，善能终是者寡，身家诛戮者多。”
郭桓案发后，他又说：“其贪婪之徒，闻桓之奸，如水之趋下，半年间弊若蜂起，杀身亡家者人不计其数。
出五刑以治之，挑筋、剁指、刖足、髡发、文身，罪之甚者欤！”
他没有也不可能懂得封建专制的寡头独裁政治，地主阶级专政的残酷统治，官僚政治和贪污舞弊是分不开的，封建统治是以剥削人民为基础的，不推翻封建统治、封建制度，单纯地用严刑重罚，流血手段来根绝贪污，是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效果的。
诛杀以外，较轻的犯罪官员，罚做苦工。
洪武九年（1376年），单是官吏犯笞以下罪，谪发到凤阳屯田的便有一万多人。
朝官被杀有记载可查的，有中书省左司都事张昶，礼部侍郎朱同、张衡，户部尚书赵勉，吏部尚书余忾，工部尚书薛祥、秦逵，刑部尚书李质、开济，户部尚书茹太素，春官王本，祭酒许存仁，左都御史杨靖，大理寺卿李仕鲁，少卿陈汶辉，御史王朴，员外郎张来硕，参议李饮冰，纪善白信蹈等。
外官有苏州知府魏观、济宁知府方克勤、番禺知县道同、训导叶伯巨、晋王府左相陶凯等。
茹太素性情刚直，爱说老实话，几次因说话不投机被廷杖、降官，甚至镣足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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