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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垫文化：潜规则的台面化与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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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谈加班文化。
渔夫所讲的加班，多半是指代表处的加班。
还有很多总部兄弟，渔夫是无权代表他们发言的。
事实上，深圳总部还有广大的研发人员、财务人员、二线技术人员等等，他们的劳动强度确实很大，工作量决定他们在很多时候确实需要把加班当成家常便饭。
由此，从加班文化就衍生出了床垫文化。
床垫文化，其实就相当于加班文化之下的子文化。
如今在深圳的很多公司，尤其高科技公司中床垫文化十分流行。
但是现在流行不代表当初就被普通大众所接受。
尤其在早期，华为确实是引导床垫文化的先行者之一。
早在2006年，有位名叫胡新宇的华为老员工，他曾经因为连续加班和睡眠不足，导致过劳死。
中国媒体在愤怒中声讨富士康“X连跳”
的血汗工厂之前，就对华为进行过口诛笔伐。
胡新宇之死在那个遥远的年代造成了轩然大波。
关于当年只有25岁的胡新宇猝死事件，我们在这里不展开讨论，而是从管理学的角度出发，分析胡新宇当年的内心想法。
其实很简单，胡新宇是标准的华为需要的人才模板。
家境相对贫寒，毕业院校排名相对靠前，但不是最好的大学。
工科专业出身，逻辑思维能力极强，服从能力极强。
这样的人才，往往有着强烈的自我价值实现的主观愿望，且迫切想要改变自己的家庭经济现状。
于是，他在学校一直努力做个好学生，在公司就谋求做个好员工，最好是每个季度都得优秀才好。
这样良好的主观愿望，遇到了华为的加班文化，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个人与公司的双赢。
但在极端情况下，最后就出现了这样一出悲剧。
于是，床垫文化在当时媒体的爆炒之下，从羞答答的地下状态被曝光到了台前。
很多人并不能够真正理解床垫文化存在的意义，渔夫还是以自己为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早在渔夫入职华为之后的一营培训期间，就领教了那种极大压力下的纯技术性的加班。
当时渔夫所在的班级，需要一对一配对，工作是完成一个局间电话的联调工作。
简单地说，我家里有一个电话，你家里也装一个电话，我们需要做的是如何在电信局的机房内实现两个电话之间的互拨。
再细说的话，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就是配命令行，命令行的作用就是为两个电话放号，此期间要涉及通信技术中的信道分配等理论。
理论是枯燥的。
白天理论培训，当天晚上就要打通局间电话，再转过一天来就要进行考核。
时间紧任务急，在强大的一营考试压力之下，我和当时的联调伙伴一起熬夜，一直奋战到了十二点以后。
当时钟走到晚上一点时，我们就开始琢磨早晨来上班的事情了。
因为深圳这座城市太大了，即便住在坂田附近，晚上赶回家也要花一些时间，早晨同样还要起大早赶早高峰过来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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