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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用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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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元的奏疏
1575年最后一个月，吏部尚书张瀚向朱翊钧递交了一份允准升职报告。
请求被升官的人是浙江瑞安县主簿（县长秘书）汪玄寿。
张瀚对他的考语是，才能出众，品德高尚，足以担当更重的责任，希望能升他为瑞安县县长。
朱翊钧看了这份报告后，眉头一皱，亲自批示了“不准”
两个字。
批示公布后，不怀好意的官员们马上如狗闻到屎似的嗅起来。
吏科一个叫王希元的言官马上嗅到发迹气息，心急火燎地上了一道弹劾书。
他弹劾汪玄寿向吏部行贿，又借题发挥、登堂入室说，汪玄寿只是个吏员，他们这种人大多品行不端，根本无资格担任县长。
王希元是个伶俐之徒，在吏科做官员已很多年，始终想攀上张瀚和张居正这条线。
让他非常伤心的是，张居正似乎发现了他那可疑的品质，从来没给过他任何机会。
他愤恨之余，始终在找机会射张瀚和张居正一暗箭，汪玄寿的升职报告被朱翊钧高高挂起，他认为这就是机会，所以才毫不犹豫地出了手。
王希元只是伪伶俐，其实他骨子里是个笨蛋。
这道弹劾书如果放在张居正执政前，肯定一击命中。
但在1575年时，这道弹劾书就是肉包子打狗——不但被吃掉，扔包子的人也不会全身而退。
其中缘由要从张居正的整顿吏治说起。
考成法是张居正整顿吏治的终极手腕，其实在考成法之前，张居正就已对吏治进行了全方位整肃。
明代开国时，公务员来源主要有三条途径：进士为一途，举人、贡生为一途，吏员为一途。
进士是通过中央考试的人，举人是通过省考试的人，贡生是由地方官推荐，经过翰林院考试而录取的人，吏员则是通过服吏役而获得做官资格的人。
本来，这是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给帝国各级机关输送人才。
可天长日久，政府渐渐把举人、贡生、吏员贬低，只重视进士。
张居正清楚地记得，当初和高拱谈到帝国这种重资格问题时，高拱说，进士、举人的功名不过是国家网罗人才的工具，用这一工具将人才网罗进来后，还应该看他的实际政绩，绝不能根据功名等级来断定能力的高低和官职的大小。
的确，明帝国中期以后，非翰林不能升任大学士，非进士出身的人则不能担任翰林。
同样是中书舍人，同样是任职九年，同样是合格，进士出身者就可以升三级，而监生只能升一级。
进士、举人出身的人到地方做官，就是一把手，而其他资格的人纵然尧舜附体，也只能做副手。
张居正早已清醒地意识到，用人重资格而不看实绩，排挤举人、贡生和吏员，会让有志者变得无志。
所以他说：“良吏不专在甲科（进士），甲科未必皆良吏。”
1573年，张居正就以朱翊钧的名义下过这样的命令：凡是推荐官员，只论贤良与否，不论是否进士出身。
王希元上弹劾书的半年前，在众进士私下谩骂声中，张居正迎难而上，又颁布举荐法令：凡官员有贤者，都应举荐，各地举荐官员要特别注意那些资格低下却有实际政绩的贡生和吏员。
不要以为这只是一纸普通政令，它引起的后果不亚于十级地震。
有政绩的贡生和吏员们固然心花怒放，可那些进士却黯然神伤，甚至出离愤怒。
其实这道政令并未伤害他们，倘若他们真有政绩，和从前一样照样得到提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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