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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秦始皇本纪》）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前一段材料是公元前213年关于“焚书”
的讨论，后一段材料是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对汉武帝关于“《春秋》大一统”
的建议。
这两个事件之间虽然有八十年左右的时间距离，但讨论的问题本质上是一致的，即如何有效统一思想。
焚书事件是秦统一中国之后一个重要的事件。
我们常说“焚书坑儒”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焚书事件的发生是有确切证据的（当然，焚书的范围是有明确限制的，即博士官可以藏书，民间不能藏书），而坑儒事件坑的到底是儒家还是方术之士，是有待辨析的。
回到焚书事件，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丞相李斯的提法。
按照李斯的说法，读书人“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
，这种行为是极其可怕的，所以必须强化对思想的统一，所谓“别黑白而定一尊”
。
李斯也明确强调了这种统一的基本方案：历史著作，非秦国的，都必须烧掉；除了博士官，天下不能私藏《诗》《书》以及百家语，必须烧掉；如果有敢谈论《诗》《书》的人，弃市；如有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吏见到这些情况不举报的，与之同罪；焚书令三十日不烧书的，黥为城旦。
当然，在所有书籍中有一类是不烧的，就是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的书籍。
这个建议非常详细，意图也很明确，那就是要强化思想控制，以吏为师、以法为教，这是法家治国的明确原则。
因此，从李斯的建议中，我们也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大一统帝国对于思想统一的迫切程度。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其实有同样的诉求，他的建议从本质上来说，也是出于为汉武帝构建大一统思想基础的需要。
所谓“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
，说明当时存在相对多元的思想，这就会产生混乱。
这种混乱对于思想本身来说，可能是一种常态，但是对于大一统的帝国来说，却是不能被允许的。
所以董仲舒建议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后来被概括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个提法实际上是民国时期易白沙在《新青年》上提出来的，并非当时董仲舒的提法）。
这个策略毫无疑问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或者说是以儒家作为大一统帝国的思想基础来进行帝制时代的政治建构的。
秦代和汉代关于思想基础的选择存在差异，但是为大一统帝国寻求思想基础这一点是相同的。
秦汉时代，其实就是追求大一统思想的时代，这一目标最终是以汉代确立儒家在政治结构中的基础地位来实现的。
这也就是我们在后来的传统中所看到的基本事实，即儒家在整个中国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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