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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晏的思想总体上未跳出汉代人的窠臼，而王弼已然开启了一种新的思潮。
王弼的本无，应该是所有玄学家的基本共识，但是如前所言，这样的情形如果延伸到社会的领域，就会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
中朝名士裴頠就曾直接批判了由贵无而来的这种消极的社会影响，并由此提出了《崇有论》。
相对于本无来说，《崇有论》的立场自然是以有为本，他强调“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
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
生以有为已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
（《崇有论》）。
在裴頠看来，万物是不可能从无中而来的。
物都是自生的，既然是自生的，就意味着它是以有为体的，而所谓的无不过是缺乏有的状态而已，因此以无为本的观念是站不住脚的。
如前所言，裴頠选择《崇有论》的立场，是为了批判贵无论导致的遗落世事的现实，其用意主要在于改变社会政治风气，并力图通过这样的方式，使现实的政治回归到正常的轨道。
因此，《崇有论》的批判立场针对的主要是一种政治潮流，这种政治潮流是以王衍的“四友”
“八达”
为中心的。
《晋书》中很直接地称“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
（《晋书·裴頠传》）。
也就是说，他并非针对整个贵无的思潮，尤其并非着意于在理论上与贵无决裂，就《崇有论》本身来说，现实政治的意义远高于理论的意义。
事实上，作为名士，裴頠对于贵无论本身也是认可的，史称其曾“著崇有、贵无二论”
（《三国志·魏志·裴潜传》注引《惠帝起居注》），至于他是否真的著有《贵无论》，目前已无可考。
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这样的描述是矛盾的，一个崇有论者为何同时也是贵无论的支持者？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首先，裴頠的《崇有论》是有针对性的，具有批判现实的重要意义；其次，从学理上来说，王弼的本无，虽然强调以无为本，但是对于“有”
并非持一种否定的态度，而是强调“崇本举末”
，即在以无为本的前提下，同样承认“有”
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由此，有无在王弼的系统中可以是一体的，既然有无是一体的，崇有之论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呈现在本无的理论系统中了。
需要指出的是，裴頠的崇有观念虽然比较粗疏，但是这种思想在后来——尤其是在郭象那里——有了极为重要的发展。
如果说裴頠只是从将“道”
作为一个全体的、存在的角度来谈论崇有的话，那么这种“有”
只能是抽象的。
而郭象对此的讨论则更为直接和具体，他的独化论很明显是从具体的层面来谈论“有”
的，这是郭象的思想具有理论创造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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