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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性自私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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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曾经说过，人性论实际上乃是中国思想家进行政治设计的基础，无论是对于孟子还是荀子来说都是如此，韩非也不例外。
众所周知，韩非是荀子的学生，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那就是韩非从儒家到法家的转变，其内在的逻辑在哪里？换言之，从荀子到韩非的转变是不是必然的？
荀子的思想体系和韩非的思想体系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这些相似点主要表现在现实的政治建构上。
从儒学的脉络来说，荀子的出现是儒学现实化的一个重要转折。
荀子对于礼的强调，对于礼法并用的主张，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儒学的道德价值向现实实现。
儒学与现实政治的紧密结合，源于荀子的努力。
这实际上和荀子生活的时代有关系，那是一个完全强调现实效用的时代，在那样的背景下，如果不在现实功用方面有所努力的话，儒学基本上也就不会为君主所采用，儒家道德政治的理想就永远不可能实现。
而且，荀子在他所生活的年代亲眼看到了法治的成功，作为一个集大成的、学术视野异常开阔的思想者，他自然而然地吸收了各种有益的思想资源。
但是荀子心中最高的价值系统还是圣人，还是伦理道德，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荀子的儒家归属。
但是韩非不一样，撇开道德层面的因素，韩非对现实政治的设定与荀子基本类似，只不过韩非更强调法的一面，强调以法、术、势统一的形式来加强现实政治的构建。
与荀子相比，韩非在现实效用的程度上更进一步，这与韩非的基本理论立场有着密切的关系。
韩非最重视的就是现实效用，这是他的理论根据所在，在韩非看来，所谓的真实就是功利、实效。
价值如果不能在现实中体现出来，就毫无意义。
功利是人世间一切考虑的基本出发点，这是一种必然之道，父母与子女、君臣的关系莫不如此，“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
（《韩非子·二柄》）。
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关系，在韩非子这里都可以被化为利益关系。
韩非的这种理解当然与荀子的性恶论有密切的关系，只是性恶论在韩非这里被现实化，并且被推到了极致。
这一点与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的讨论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韩非提出这一想法的时间远早于马基雅维利。
他们很少从抽象的角度去阐析理论，更多地基于人的外在行为特征做一些经验判断。
韩非通过观察人性的外在表现，指出“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
（《韩非子·心度》）、“利之所在，则忘其所恶”
（《韩非子·内储说上》）、“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
（《韩非子·难二》）、“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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