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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在这里指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
，这就意味着行人对于自己的行为有相当的灵活度，可以权事制宜，随机应变。
当然，从最理想化的角度来说，这完全是出于更好地完成使命的需要，所谓“受命而不受辞”
。
但是，班固同样看到了这样的方式存在的弊端，即“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这表明方法本身并不存在价值倾向，只是使用的人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结果，价值判断由此产生。
从这样的解释出发，我们也可以对纵横家有一些比较客观的理解。
纵横家所承担的基本功能实际上就是游说诸侯，而游说这样的形式，在春秋之际就有，非独战国为然。
比如孔子、墨子就都曾经游说诸侯，奔走于列侯之间，希望通过说服人主接受其观念，从而实现其抱负。
在礼崩乐坏、诸侯林立的背景下，如果想要有所作为，就必须获得现实政权的支持，这样，个人的抱负和价值追求才有可能实现，春秋战国皆然。
因此，关键不在于游说，而在于如何游说。
简单地说，春秋之际的游说，是带有明显的价值立场的，是为了传布所谓的“道”
而进行的。
而纵横家们的游说，则纯粹是出于私利的考虑，没有自身稳定的价值系统。
章学诚说“战国者，纵横之世也”
（《文史通义·诗教上》）。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战国时期是纵横家的时期，因为这个时代是纵横家最为活跃的时代。
纵横家这一特殊群体之所以会产生，势必和战国中晚期的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
晚世之时，六国诸侯，溪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
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连与国，约重致，剖信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
故纵横修短生焉。
（《淮南子·要略》）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
邦无定交，士无定主。
（《日知录·周末风俗》）
“邦无定交，士无定主”
，表明了这是具有空前竞争性和流动性的时代，礼崩乐坏的结果使得社会失去了基本的价值系统，传统的制度规范在这个时代已经被破坏殆尽，一切都面临着新的选择、新的机遇。
再加上诸侯国林立的状况已经略微改观，经过春秋以来多年的征战兼并，社会在总体上呈现出了重新统一的趋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谁能够掌握主动权，谁就能获得更多的利益，甚至是一统天下。
对于任何诸侯国来说，这都是巨大的利益所在。
所以，在这样一个以力相争、以谋相取的时代里，诸侯国之间的竞争也趋于激烈。
强者兼人，弱者图存，如何为自己谋得更多的利益，也成了诸侯筹算的重心所在。
而对于士人来说，传统制度的解体、社会的混乱，虽然带来了诸多的问题，但是也为个体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个体完全有可能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获得富贵，由布衣而至卿相成了现实可至的目标。
在这样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社会里，自我利益（富贵、名利等）的最大限度的实现，成了士人最关注的问题。
这两方面的结合，就为纵横家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所以，战国是纵横家的乐土，纵横家是这个时代的弄潮儿。
他们不只是在这里溅起了一点点水花而已，在一定意义上，他们甚至改变（或者说加速）了历史的基本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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