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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人为什么那么重视《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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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简单地了解一下中国古代读书人的阅读书目，就会发现，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而读书，《周易》大概都是必读书目，《周易》在传统读书人心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我们都知道，《周易》有“大道之源”
“群经之首”
的美称，它是如何获得这种特殊地位的呢？这个问题实际上包含两个部分，即《周易》的经典化以及《周易》特殊地位的确定。
这两个问题都和儒家经典在中国传统中的特殊地位密切相关，经学传统的确立是这个过程完成的最终标志，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殊性得以确立的基础。
《周易》经典化的过程，与春秋战国之际整个思想界的变革，尤其是六经（五经）的形成密切相关。
从传世文献的角度来看，这个经典系统在《庄子·天下》中已经比较成熟了：
古之人其备乎！
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
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这里很明显地提到了六经的名字，以及它们各自的功能。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说法里，六经在整个传统中是具有经典性地位的，因为它们“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
，涵盖了天地万物以及其间的道理，是古人生活经验的总结、生活智慧的概括。
从产生的时间来看，《天下》篇的创作时间不会晚于战国晚期，《庄子》的另外一处也提到过六经的名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
（《庄子·天运》）。
也就是说，在战国时代，六经的概念已经确定，并且得到了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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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周易》被经典化以及被视为“群经之首”
是先后相关的两个过程，后者大概是在两汉之际完成的，“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着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
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
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
（《汉书·艺文志》）。
当然，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源于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
汉成帝时期，刘向、刘歆等人开始大规模整理文献典籍，不仅将《六艺略》提升至诸类典籍书目编排之首位，而且在《六艺略》中，又将《易》列于《书》《诗》《礼》《乐》《春秋》之前。
也就是说，《周易》的独特地位的确立，跟刘向、刘歆父子密切相关，大概在西汉末开始，这成了一个基本结论。
如果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具有如此特殊地位的是《周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
首先，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
（《汉书·武帝纪》），儒家（尤其是六经）获得了特殊的地位，以掌握候补文官教育的形式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所谓“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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