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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说，儒学为宋明理学的复兴提供了最根本的价值立场。
道家的意义在于为儒学的复兴提供本体论和宇宙论建构的具体方式，如前所言，佛教是建立在完善的本体论基础上的。
但是，儒家不能接受佛教缘起性空的说法，因为儒家有必须解决现实问题的社会责任，必须立足在现实的人事之上。
这个时候源于道家的魏晋玄学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重要的资源。
从历史上来看，魏晋玄学的重要品格离不开世间，是儒道融合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
宋明理学家在其对本体的具体讨论中都涉及有无、动静等问题。
这些讨论，事实上和王弼在建构玄学系统时的论说方式是非常相似的。
因此，新儒学本体论建构资源最大的提供者应当是玄学，玄学在新儒学本体论建构中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很显然，道家比佛教更适合中国传统的基本性格，缘起性空是最后否定现实价值的，而这是儒家不能接受的。
儒家（或者中国传统）强调的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这套思路在玄学那里已经比较完善，完全可以被儒学复兴所用。
理学是一种强调担当意识的儒学，这是其在价值立场上呈现出来的特征。
不管以何种形式进行理论重构，不管从佛老那里吸收了怎样的思想资源，理学的基本价值立场还是儒家的。
其实我们现在谈论宋代理学的时候，往往会忽视理学家那种宽阔的胸襟、济世的情怀以及走在时代前沿的担当，因其可能是一种侧重思辨化的理论形式，而认为他们在玄谈、空谈，实际上理学对现实也表现出了极为强烈而且热情的关注。
理学家的精神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
众所周知，张载有“横渠四句教”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是何等崇高的境界！
再比如，范仲淹所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陆九渊所言：“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
而朱熹面对当时的现实，痛心疾首称：“天下之事，至于今日，无一不弊！”
这样的言说在理学家的语录中比比皆是，他们并非只是满足于一种抽象的理论，对现实也有更为热切的关注，这也是儒家的基本价值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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