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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们通常把孔子视为中国的第一位老师，这也是就私学的意义来说的。
其实对于先秦诸子来说，何尝不是如此呢？从本质上来说，面对再就业的压力，诸子百家必须不断地坚持并强化自身思想的特点，才能够吸引更多的追随者，才能够在生存竞争中占得优势地位。
如果以私学为中心来考察先秦诸子百家的发展，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现象，那就是先秦诸子思想的繁荣是以私学的兴起为开端的，也是以私学的废除为尾声的。
这样的事实，多少提醒我们在考察思想形态的时候，应当给予教育制度本身更多的关注，毕竟思想就是教育的产物。
最后，再就业的精神实质，就是多元思想的涌现。
这种多元的思想，对于早期中国思想史来说，就是轴心时代中国思想的突破。
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私学的兴起，同样也促进了学术思想的社会性特征的形成和发展。
先秦诸子出于现实生存状态的需要，其思想的基本要求是必须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唯其如此，才能获得更多的现实支持和发展。
于是，现实问题、人的基本生存状态，几乎成了诸子百家时期中国思想关注的焦点，这也与私学的现实存在状态有着密切的关系。
礼崩乐坏导致士产生再就业需求，从而促进私学的兴盛。
无论是后世诸子百家的称谓，还是九流十家的说法，都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的丰富性。
中国思想由此实现了突破，并因而确立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精神价值，从而塑造了国人的精神世界。
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在这个背景下被不断地塑造成型。
[1]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267页。
[2]司马迁：《史记》（第一册），中华书局，2020年，第148页。
[3]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栾保群、吕宗力点校，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336页。
[4]王文锦：《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1年，第514页。
[5]马一浮：《泰和宜山会语》，《马一浮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8页。
[6]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第401页。
[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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