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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二柄》）等，这都说明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
韩非由此推断，每个人天生“皆挟自为之心”
，即人人都以计算之心相待，即使是父母与子女之间也是如此。
父母对子女，生下男孩就相互庆贺，生下女孩就把她杀掉。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基于孩子长大后的一种利益考虑。
父母、子女之间尚且以计算之心相待，何况其他？马基雅维利对人性也有类似的看法。
他认为人性是恶劣的、易变的、趋利避害的。
在他看来，客观事物不断变化，所在的利益关系也随之变化。
而人又总是以自我为中心，趋利避害，人的好恶情感也在不断变化，容易忘恩负义，所以民众的“爱戴”
是靠不住的。
基于对人性自私自利的认识，韩非得出了一个结论：治理国家千万不能指望民众去做什么好事，而只能用法律禁止他们干坏事。
也就是说，必须靠法律来管理和控制臣民。
显然，在韩非和马基雅维利那里，人的这种自私、好利本性是很难改造或改造不了的。
韩非甚至认为这根本无须改造，倒是需要利用人的这种好利本性而进行统治。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发现，韩非不接受道德仁义这样的设定，甚至持反对态度。
从韩非的论述角度出发，人与人之间只有利益的交换，所谓的道德仁义当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可能，这与韩非批判儒学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
而对儒学最彻底的批判，就是通过取消道德的根据，从而使得儒学的基础变得不可靠。
对于儒学的批判，既是韩非思想的出发点，也是其法治思想发展的必然。
从荀子到韩非的转变看上去非常重大，事实上也可以从荀子的逻辑中推演出来。
换言之，韩非的出现是荀子理论发展的必然。
当韩非怀疑道德仁义、将自私自利设定为人之本性的时候，荀子思想系统中道德仁义的价值显然被利益代替了。
这样的代替，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在当时尔虞我诈的社会现实中，也得到了非常强有力的支撑。
所以说韩非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所关注的是现实功利本身。
正是因为从现实功利的角度出发，韩非才能完成他自身的理论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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