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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之后，建安二十二年（216），曹操颁布《举贤勿拘品行令》（亦称《求逸才令》），称“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
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
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
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在这里，曹操的立场与之前一致。
他以古代的众多人物为例，指出他们或出身低贱，或被人轻视，但最终都很有作为，名留千古。
因此，他认为只要有文武才略，即使名声不好也可以被推举。
虽然上述的诏令是曹操在不同时期、应对不同情形而下达的，但是他的基本立场是没有改变的，即对于人才的选拔和评价，强调的是能力优先，而非道德优先。
这样的情形，至少可以作为一种风向标，或者说，将会对社会产生一种导向性的影响。
这种影响在于将人们关注的重点从道德上转移开来，而侧重于关注个人的能力。
而对于个人能力的关注，则自然会导向对于个体的重视。
如果我们说，魏晋时代是个人自我精神觉醒的时代的话，那么，这里的转折无疑就是非常重要的先导。
所以，对于曹操在汉末魏晋之间的转折性意义，还应当在思想史上给予一定的重视。
虽然他可能在思想性的作品上表达得非常有限，但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他在当时形势下的一些策略和决定，的确起到了引导社会风气的作用。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曹操对于个体能力的重视，实际上也就开了魏晋重视个人的先河。
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曾经有过一个判断，他认为：“魏晋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解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在政治上先已表现于曹操那种超道德观念的用人标准。
一般知识分子多半超脱礼法观点直接欣赏人格个性之美，尊重个性价值。”
这里，很显然也强调了曹操对于魏晋时代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对于曹操这种独特性，当时人——有着“曹操第一谋臣”
之称的、来自颍川荀氏的翘楚荀彧——曾经有过非常深刻的评价：
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曹操）明达不拘，唯才所宜……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
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克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
（《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曹操与袁绍，都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但是，在荀彧看来，曹操的意义无疑更为突出。
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袁绍就相当于是行将就木的旧时代，而曹操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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