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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西方学者对古代埃及的文化和历史的兴趣很早就已经开始，但真正的埃及学却是在近代才建立起来的，也就是从商博良成功释读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后才开始的。
商博良成功释读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绝非偶然，既有客观条件也有主观条件，有赖于他个人的努力和天分。
所谓客观条件，是指当时欧洲人对埃及的兴趣，特别是对埃及古代文化的兴趣，再加上1798年拿破仑对埃及的远征，更加推动了这种兴趣的高涨。
所谓主观条件，是指商博良本人对埃及古代文字的兴趣和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而他在语言学方面的天分无疑帮助了他在这方面作出成就。
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时，他手下一个名叫布萨的军官在尼罗河三角洲西部的罗塞塔一座残破的城堡里，发现了一块用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世俗体文字和希腊文字刻成的石碑，即著名的罗塞塔石碑。
这块石碑被运回法国（后来落入英国人手中），并制成拓片。
当时一个名叫阿克布拉德的瑞典外交官正在巴黎，他也得到了一份拓片。
他对石碑上的希腊文和世俗体铭文进行了比较，成功地在世俗体铭文部分认出了全部希腊文部分的专有名词。
但他没能再进一步，因为他认为象形文字是字母文字，这妨碍了他正确地去释读象形文字。
在商博良之前还有一个人在释读象形文字方面做过努力，也做出过贡献，他就是光的波动说的创始者，英国人托马斯·杨。
他于1814年得到了一份罗塞塔石碑铭文的抄本。
他在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说，古代埃及文字不是字母文字。
他还发现，铭文中的希腊文部分有许多重复的文字，他认识到象形文字部分中的椭圆形框子中的字是国王的名字，并猜出了托勒密和伯林尼斯这两个国王的名字。
但他也没能再前进一步，成功释读古代埃及象形文字的不是他，而是比他年轻、比他更加努力、在语言方面基础更加扎实的商博良。
让-弗朗索瓦·商博良，1790年出生于法国南部洛特省的一个小城。
他的父亲和兄长都是书商。
他本人从小就对东方语言有浓厚的兴趣，并在语言方面有惊人的天赋。
他对埃及的兴趣最初是来自一个名叫傅立叶的人，这个人曾随拿破仑远征埃及。
一次他到商博良家，和商博良的哥哥谈及对埃及的观感，当时商博良也在旁，从而触发了商博良致力于研究古代埃及文化的兴趣，坚定了释读埃及象形文字的决心。
在小学和中学期间，他就通过自学学会了希腊文、拉丁文、古希伯来文、阿拉伯文、阿拉美亚文、科普特文等多种文字。
据说，在上中学时他就着手编纂多卷本的《法老统治时期的埃及》。
到中学毕业时，他已准备了该书的个别章节，并拟制了古代埃及的详细地图。
1814年，该书的前2卷问世。
在此之前的1808年，他得到了一份罗塞塔石碑的铭文的拓本，从而开始了对象形文字的释读。
他遵从普鲁塔克关于埃及人有25个字母的断言，开始从罗塞塔石碑中去寻找。
他也和他的前辈一样，从王名、地理名称入手，逐步地确定了大部分世俗体的字母。
同时，他发现，古代埃及人也像阿拉伯人和其他某些东方人一样，忽略了元音，而经常地不将元音写出。
他还发现，古代埃及不止2个文字系统，而是有3个文字系统（象形文字、僧侣体文字和世俗体文字），且彼此是紧密相连的。
不过，商博良在释读象形文字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有过失误和挫折。
例如，他也曾认为，象形文字不是文字，而是象征性的；他还曾将埃及的3个文字系统出现的顺序弄颠倒，认为最早的是世俗体文字，而后才演化出僧侣体文字和象形文字等。
但是他很快就改正了自己的错误。
1821年年底，商博良定居巴黎。
这时，他已认识到，古埃及文字是发声的，而不是象征性的，世俗体文字有字母表，象形文字也有字母表。
在具体释读象形文字时，他也是从托勒密这个名字开始的。
他早已知道罗塞塔石碑上的这个名字在世俗体的部分中用的是什么符号，他也知道在哪个王名圈中的象形文字与这个名字相符。
而且，这个时候他已掌握了介于象形文字和世俗体文字之间的僧侣体文字的很多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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