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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中，利的部分可以转变为理想。
西方的思想与中国的思想一个很大的差别在于，西方思想总是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个终点站，这个终点站就是理想的实现，就是理想国或乌托邦。
中国人不这样认为。
中国人认为事物永远有改进的余地，世界在不断变化，变化的缘故既有外力的刺激，也有内力成长的刺激，还包括互动作用的刺激——个人与个人之间互相学习、模仿、抵消和矫正，群体与个人之间互相矫正，群体与群体之间互相矫正，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状结构。
这个网状结构叫“work”
，“work”
本身是永远在变化的。
中国人的精神中最要紧的是变化。
《易经》就是讲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这两个字。
这个观念再加上群体之间不断地协调和调整，就可以抵消个人主义高涨、国家慢慢萎缩后被人利用，以及没有权力的人无法对抗国家机器这些现象；也可以抵消仰仗着科技，生产工作和管理工作一步步付诸自动化和更多辅具等现象。
这些自动化辅具造出来之后，是人工智能管理我们，而不是我们去管理人工智能。
我们人类被自己创造的大型人工智能所捆绑：今天，我们的大型人工智能，借助网络信息的流通，已经可以在无人操控的情况下，知道我们每天生活的情形，可以支配我们的账单，支配我们的交通，支配我们的日常生活，乃至家里的温度。
我强调的中华文化的特色，一个是群己之间的关系，一个是不断提升自己的责任——在提升自己之外，还要帮助他人提升。
现在，全球互相“interlock”
（紧密连接），形成互相协调、互相结合的复杂群体结构，这里面有独立的部分，也有联合的部分。
联合起来就是全球的人类总体；分开来就是一块块的小群体，大到国际组织，小到家庭和朋友圈，都是被套连在一起的。
因为有这种套连关系，没有人能真正完全独立。
不同单位之间彼此互动、拉扯和刺激，都会产生新的能量。
这个能量就是人类社会一直在改变、提升，追求更加协调状态的动力。
这样，人类社会才是一个文明的社会，如同流水一样，在流动之中不断更新和改善。
[1] 许太太孙曼丽。
[2] 许先生于1957年赴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1962年毕业，获人文科学哲学博士学位。
[3] 《许倬云说美国》，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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