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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先生的父亲许公凤藻及母亲章太夫人舜英
1936年，许倬云（后右二）
在沙市海关监督公署前留影
在逃难的路上，许倬云数次目睹轰炸后尸横遍野的“人间地狱”
，上午还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下午已变成一堆残骸，日本军机对着路上、船上的难民俯冲扫射。
不良于行的许倬云只能由家人背着、挑夫挑着，辗转流徙。
某个深夜，挑着许倬云的一个挑夫突然倒地而亡，前面的队伍已经走出很远，另一个挑夫忙跑去追。
深山野岭，年幼的许倬云独自坐在翻倒的滑竿和死去的挑夫旁，过了许久，才看到家人来寻他的火光。
那时留下的悲伤和恐怖太过稠密，几十年后还不能散去。
1957年到美国读书时，许倬云在睡梦中听到“呜呜”
而过的警车还会惊坐而起，恍惚中以为是“鬼子”
的飞机又来了。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讲师陆远在2004年到2010年常伴于许倬云身边，许倬云曾对他讲起一段对自己童年影响极深的往事，那是他永远忘不了的一个清晨：只有八九岁的许倬云坐在门边的台阶上，一排排年轻的川军小兵从他面前经过，他们从沙市取道信阳，直奔台儿庄。
母亲说：“不知道这些人还有多少能回来。”
很快，许倬云就知晓了什么叫轰炸与流亡。
成年后，他专门去翻看了那段历史，川军派出的一个师，从士兵到师长在台儿庄全体阵亡。
多年后，他回想起那一幕仍忍不住眼含泪光，那个画面切开了他的童年，他的心境从那时起不再是无忧无虑了。
与同龄的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抗日战争期间在老家安徽潜山市闭门读书不同，年少的许倬云不得不直面那段家国离乱的岁月，饱受国难沧桑。
也许与这段经历有关，许倬云与余英时等同时代学者相比，对中国传统文化更多是遥远的同情与依恋，而较少苛责和批判。
他总是从中国文化过往的辉煌中寻找传承，希望以此为今天的中国思索出路。
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中国思想史学者葛兆光看来，那个家国有难的时代，是许倬云年轻时代的记忆，这种记忆会伴随一生，这是许倬云那一代人家国情怀的来源之一。
那段“不知道下一站是哪里，不知道下一步境况如何”
的日子，让许倬云看见每个个体的苦难，也看见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帮助。
许倬云说，“看到人类的精神”
。
在重庆吴家营的广场上，许倬云曾看到大批从战场上抬下来的伤兵，由于开刀没有麻药，大哭小叫。
许倬云说：“叫我怎么能不恨日本人？”
但他在五十岁后，逐渐“把偏狭的国族观念放在一边”
，尽管并不容易，也不舒服，“要常常跟自己在脑子里打架”
。
他看到，狭义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这两个观念，在历史上都有可能是冲突的祸源。
现在，他只把人类和个人看作两个实在的东西，姓氏也罢，族群也罢，国家也罢，都变动不居。
许倬云曾举例说，读古代史时看到荆轲、田横都壮烈无比，“今天看起来不是开玩笑吗”
？吴王和越王打得昏天黑地，也是为了国族，“但是今天江苏跟浙江分得开吗”
？
现在的他，珍惜每一个人的价值。
整个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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