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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将自己的学术思考形容为四面四角立体型，即文化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政治系统，每个系统本身又可分为几个层次，且都是动态的。
在这种立体治学体系中，文化是有生命的生物体。
在当年，学术界还没有明确的系统论。
1965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以“ATransition”
为名出版了许倬云的论文，并拿这本书当作亚洲研究丛书的第一本。
这使许倬云很快在国际学界获得了一定发言权。
费正清1967年写给当时的“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李济的一封信中说：“顾立雅手上有个学生，是你们史语所来的人。”
“他写的这本书已经是小经典了。”
2006年，大陆出版了许倬云论文中译版《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葛兆光回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就已经听说过这本书，《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晚一些出版的《西周史》，“在我们这一代学者中很有影响”
。
不只学问长进，许倬云还在留学期间参加了当时波及全美的黑人民权运动，目睹了芝加哥选举的舞弊，得以深入观察美国。
“我本以为美国民主制度下是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却在民主自由的背后看到那么多的丑陋东西。”
许倬云说，“那五年我从青年人一步跨到成年人。”
带来新观念的老师
1962年，许倬云三十二岁，博士毕业。
他对“三十而立”
有自己的理解，“立”
不是建功立业，而是“自立，不跟着人走”
。
他要在“读书以外，做人，处事，关心社会，关心世界，找自己的路”
。
尽管美国有五份工作找他，他还是回到我国台湾，接受“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台湾大学的合聘。
1964年，台大历史系二年级学生陈永发被上古史课吸引，因为授课老师许倬云的课堂让人“耳目一新”
。
他不但中外古今涉猎极广博，常从社会学、政治学等不同角度讲课，而且课堂非常开放，指引学生去看大量资料，喜欢有人提出不同观点，甚至从校外找不同的学者来给学生讲述当前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心得。
如今，已经成为“中研院”
院士的陈永发回忆起五十多年前的那段记忆还非常感慨。
“那个时代的老师视野普遍都很窄，上课讲一讲，听完了就考试。”
很多历史系学生都很迷茫，不知道历史学用来干什么，许倬云对本科生都会花力气指导，不是简单地传授知识，而是“给学生启发性，给我们开眼界，让我们对历史有不同的理解，告诉我们做学问的途径”
。
1964年，才担任副教授两年的许倬云就升为教授，并很快接任台大历史系主任。
同年，他还当选“十大杰出青年”
。
许倬云出任系主任后的第一桩事，就是把当时由于政治原因被“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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