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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渐渐对一件事深信不疑：我们在生活中使用灵魂深处的绝大部分天赋时，获得的结果大多都是扰乱这份安宁，而不是促成这份安宁。
不幸的是，我同最棘手、最糟糕的疾病打上了交道。
这种突然袭来的痼疾实在是太过痛苦，随时还有置人于死地的危险。
我反复承受五六次这种病痛的突然发作；每一次我都默默祈祷自己尽快痊愈，就是在这一境况下，倘若灵魂可以摒弃对死亡的畏惧，摆脱医生给我们潜意识灌输的不幸、威胁和严重的后果，那么还能够寻觅到支撑和坚持下去的力量。
痛苦并不至于让一颗淡然宁静的心变得疯狂绝望，它没有那么可怕和尖锐。
就像我与肠绞痛的长期斗争，在这一场妥协中，至少我得到了这一益处；原本我无法同死亡妥协，同一切痛苦并存，而现在，在肠绞痛的促使下，我愈是被逼上绝路，却愈不会害怕死亡。
过去，我是为了活着而严肃认真地活；这就是我对生活的理解，而这一看法被病痛推翻了；上帝的此番安排自有它的意图：倘若痛苦将我踩在脚下，那就是在催促我转变方向，朝着另一个不见得稍好的极端走去——从恐惧死亡到期盼死亡！
这最后的日子，既无所畏惧，也无所盼望。
[2]
——马尔希埃
这两种情况皆为可怕的心理，但相比起来，其中一种解药比另一种更为唾手可得，更加容易。
更何况，就我看来，让我们用一种镇定自若、无所畏惧的态度来对待病痛，并对它表示出不屑和蔑视，这种说法还是彰显出做作虚伪。
哲学什么时候开始对外在现象感兴趣了？哲学应该去研究心灵和思想！
至于我们的身体行为和外在活动，哲学应该移交给那些喜剧演员或修辞学家去操心，这是他们的职责。
哲学应该做的是，如若胆怯无法在肠胃或心房内驻留，就让痛苦从口头上怯懦地宣泄出来；这类情不自禁的抱怨，应该归于我们那些不受理性控制的自然反应，如叹气、啜泣、心跳、面色苍白等无法控制的行为。
心中不再有畏惧，言语中不再有沮丧，哲学就该满足了！
胳膊略微变形又有什么关系，只要思想和灵魂毫不扭曲就足够了！
哲学的培育对象并不是其他什么人，而是我们自己，哲学的培育也不在于改变外在，而是改变我们的本质。
哲学要改善我们的看法，但这样就不应去控制我们的看法；在承受肠绞痛的折磨之时，必须保持正常的思维，维持灵魂的清醒状态，承受痛苦的重量，将痛苦压在身下，而不是卑微地臣服在痛苦的脚下，灵魂在斗争中预热燃烧，而不是颓废萎靡；灵魂要能够沟通交流，甚至与其的对话应抵达某一深度。
在这一关键时刻，我们还得在行为上左顾右盼，这就是残忍。
倘若我们内心从容镇定，即使表情难看也无关紧要。
倘若呻吟能减轻肉体的痛苦，那就任凭它去呻吟；倘若高兴时身体愿意颤动，那就随它去。
倘若尖声惊叫能像驱散浓雾般赶走痛苦（医生坦言这会有助于孕妇的分娩），抑或是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摆脱烦恼，那就随他喊去。
不要去控制声音，命令它该怎样，而要给它空间，允许它怎样。
这一点伊壁鸠鲁不仅认同，还倡导他身边的贤者把心中的苦恼都喊出来。
“角斗场上的斗士，在挥起双拳准备出击时，嘴里也不停地发出哼哈声，因为这会让全身都紧张起来，让肌肉集中所有的能量，让挥出去的拳头更加有力。”
[3]痛苦本来就已经让我们忙不迭了，其他多余的规则更是无暇顾及。
许多人在遭遇疾病的反复折磨时，难免都会叫苦不迭，怨声怨气，因此，我的这些话正是为他们准备的；至今为止，就算我不幸感染疾病，也依旧能保持良好的心态，不会刻意维持一种表面的矜持，这一点我并不注重；疾病让我作何反应，我就如何反应；可能是因为我遭受的痛苦并不强烈，也可能是我比常人更加坚强。
当我实在难以忍受病痛的煎熬，我也会开口抱怨个不停，但不管怎样，至少我不会像这样完全失控：
他叹气，抱怨，痛苦呻吟，大声哀号，四处诉苦。
[4]
——阿克西斯
当我身上的疾病发作激烈时，我也会继续考量，而这时便会发现，我还能够思考，还能开口说话，能清清楚楚地回答别人的问题，同其他时间的我没什么区别；然而，不同之处就在于，这很难持续下去，因为痛苦会时时刻刻让人分心，失去理性，无法持久地集中注意力。
当别人认为我已经彻底萎靡不振了，便不会再搭理我，而这时，我就会振作起来，开始扯一些与我的疾病毫无干系的话题，同他们大谈特谈，只要我努力，就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要想让这股力量延续下去，就很难了。
西塞罗这个梦想家的福分我是一辈子都无从消受了，睡梦中，有一个女人搂住了他，而梦醒之后他竟然发现，床单上赫然地躺着他肚子里的那颗结石！
而我的结石让我全然失去了对女人的兴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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