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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通过街道—居委会体系管理社会无工作人员、闲散人员、民政救济和社会优抚对象等。
相对单位体制而言，“街道—居委会”
体制在社会管理中起辅助作用。
四是实行以单位制度、户籍制度、职业身份制度和档案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流动管理。
为了使社会高度组织化和有序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管理的目标就是使一般社会成员的就业和居住尽量固定。
以单位制度、户籍制度、职业身份制度和档案制度为基础，严格限制社会成员在城乡之间、单位之间和不同职业身份之间的流动。
一切人员流动和人口迁移，都是按照统一的计划有组织进行。
这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管控型”
社会管理体制，改变了旧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状态，建立起高度统一的社会秩序，极大地增强了国家对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控制能力。
但是，这种体制也存在固有的弊病：其一，是政府直接管理经济和社会，成为包办一切社会事务的全能选手，社会自身缺乏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机制；其二，所有社会成员都被管理在一个个相对封闭的单位之中，既缺乏对于社会事务的自治自觉，又阻碍正常的社会流动，使整个社会缺乏活力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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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开放以来，“党政主导型”
社会管理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
重新确立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工作重心。
某些西方学者按照“多党制、全民普选和三权分立”
的标准来衡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认为中国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而政治体制基本没有变化。
这是一种偏见和误解。
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不可能有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中国改革的一条基本经验。
领导中国改革的邓小平明确表达：“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
；“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
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可以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整体性社会变迁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直强调政治体制改革。
每一次党代会的政治报告，每一次全国人代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无一例外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其重要内容就是政府治理或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
例如，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专门对“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
进行了论述，并明确指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
；十七届二中全会专门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贯穿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仍然延续计划经济体制和管控型社会体制，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确立，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
以及中共十四大之后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经济转轨带来了社会转型。
经过这一时期的探索和实践，中国逐步建立了社会管理工作领导体系，构建了社会管理组织网络，制定了社会管理基本法律法规，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格局。
纵观从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间中国治理变革的轨迹，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路线图：
（一）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
所有权力集中于唯一的权力机构，是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的主要特征之一。
在这种体制下，治理的主体只有一个。
这个唯一的权力机构，在**期间是各级革命委员会，其他时期则是各级党委或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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