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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呈现出与市场经济优势相反的图景：资源闲置、生产下降、金融体系崩溃，整个经济处于混乱之中。
因为此次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开始被人们重新认识。
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危机源自市场机制的失灵，解决方案就是让政府主动地全面地干预经济活动。
美国政府全面实施了这种政府管制社会的做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因而，二战结束之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效仿美国做法，把行政国家推到了巅峰。
特别是有科学管理思想为公共行政提供支持，使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干预成为可能。
七、“滞胀”
并行阶段
政府的干预也是有限度的。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相继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经济危机，就是低经济增长（“停滞”
）和高通货膨胀（“通胀”
）、高财政赤字和高失业率同时存在，所谓“滞胀”
并行。
反过来，人们对政府的干预行为又开始发生了普遍怀疑，都要求限制甚至取消政府的干预。
政府的全面干预不仅造成了“滞胀”
并行的局面，而且导致了政府施政成本的增加和效率低下。
机构的臃肿造成了效率低下、严重的官僚主义和政府财政困难，使官僚制弊病暴露了出来。
因此，20世纪80年代开始，首先在英美，然后是全球都进入了行政改革的阶段。
八、全球性行政改革运动
这一运动以1979年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上台为标志。
整个20世纪80年代，英国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发起了反对浪费和低效益的运动，对政府的有关项目计划和工作进行效率审计；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将主要国有企业卖给私人；对地方政府预算开支实行总量控制；要求所有地方公共建设面向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进行公开竞标。
英国政府把公共服务职能从政府中分离出来，成立半自治性的执行局来承担这种职能。
在谈判的基础上，就该局应完成的任务及其在运行方面的灵活度达成协议，也就是绩效合同。
继英国之后，随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两国工党分别于1983年和1984年上台执政，两国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公共行政改革。
再看美国的情形，自里根政府开始到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行政改革逐渐显露出系统化和全面性的积极特征。
克林顿政府要求把建立一个“工作得更好而花费得更少”
的政府作为其优先目标之一，并于1993年提出了国家绩效检评，各种行政改革措施在州、市、县各级地方政府大范围地悄然展开。
加拿大、荷兰、法国等国也都采取了类似的改革措施。
进入90年代之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韩国、菲律宾等国也开始加入这一公共行政改革的大潮。
全球性行政改革运动希望解决三方面问题：第一，重新调整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政府职能，使政府“管得少一些但要管得好一些”
；第二，尽可能实现社会自治，鼓励社会自身的公共管理，就是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来提供公共服务，以弥补政府自身的财力不足；第三，改革政府部门内部的管理体制，甚至尽可能地在一些部门中引进竞争机制，以提高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和为社会服务的质量。
这一时期，虽然不同国家的改革路径和改革措施有所不同，但共同特征都表现在精简机构、削减政府职能、放宽规制、压缩管理、政府业务合同出租、打破政府垄断和公共服务社区化等措施的运用。
这些措施在实践中的运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更重要的是这场全球性改革运动推动了一个趋势，就是政府的公共政策化和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换言之，政府能够成为专门的公共政策制定和监督执行的领域，是以把公共管理职能转移给政府外的社会性公共管理组织去承担为前提的。
原先那种政府与社会的直接联系和两极互动，转化为通过政府外公共管理组织的中介而联系在一起，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政府外公共管理组织的缓冲作用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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