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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记中，莫兰勋爵如是说，“战争让他着迷，他也喜欢战争的感觉……至于战后的事情，他并不预判，而且也没有一点兴趣。”
那一年，丘吉尔已经67岁，他早已不是当年的那个正值青春岁月的自由派阁僚。
想当年，丘吉尔也曾是个社会改革的干将。
世纪之交过后不久，他曾和大卫·劳合·乔治协同合作，奠定了英国的基本社会福利制度。
他的成果当中，也包括一些志在消灭失业与贫困问题的手段。
不过，丘吉尔并非劳合·乔治的同道，他不是——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社会改革方面的激进分子。
他对于社会的看法，带有强烈的家长制色彩。
按照工党政治人物赫伯特·莫里森的看法，丘吉尔在这方面“颇像一个老派、慈祥的托利党人”
。
莫里森表示：“丘吉尔可以为人民倾尽一切——当然，人民首先得要认识到他的高贵地位，并且摆正自己的位置。”
有一次，克莱门蒂娜·丘吉尔曾向莫兰勋爵坦承：首相对于普通英国人的生活一无所知。
而且，他在这方面没有一点求知的兴趣。
“他连公交车都没搭过，”
克莱门蒂娜说，“就连地铁，他也只坐过区区一次，而且那还是（1926年）大罢工期间的往事了。
那一次，我把他带到了南肯辛顿站。
结果，他四处转来转去，根本不知道出口何在。
没办法，我们只得把他救了出来。”
克莱门蒂娜的语气当中，甚至有了些怒气：“温斯顿是个自私的人……你看，他总有能力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来安排生活。”
丘吉尔和他的大多数同胞之间，确实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阶级鸿沟。
不过，凭借战争，他倒也和他们有了一层神秘的交集。
就任首相之前，他的坚定就成功地感染了英国人。
在他的鼓舞之下，大家愿意把代价置之度外，坚决抗敌直到最后。
1939年9月到1940年5月，丘吉尔出任海军大臣。
此间，他成了全英国最具威望的公众人物。
编辑家金斯利·马丁表示：“在丘吉尔先生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实干家的力量……正是他提醒我们：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
作为英国人，我们正在经历生死存亡的时刻。”
马丁觉得，英国人拥有的许多品质，在丘吉尔身上也有所体现——比如，他们都顽强坚忍，也都拥有勇气、活力和斗志。
德军发动“闪电战”
期间，怀南特和埃夫里尔·哈里曼曾经多次跟随首相巡访各地。
此间，他们发现了丘吉尔和一般英国人之间的紧密联系。
首相走到哪里，哪里就会聚起欢迎的人群。
三年过后的胜利日那天，丘吉尔站上白厅的阳台，面对身前欢欣鼓舞的人群，他宣布：“这是你们的胜利！”
大家的回应高亢嘹亮而且整齐划一：“不，这是你的功绩。”
但是，涉及社会政策，丘吉尔和一般民众的共同语言就少得可怜了——首相及其政府对于《贝弗里奇报告》的反应证明了这一点。
报告出台于1942年底，因其主要作者威廉·贝弗里奇爵士（WilliamBeveridge）而得名。
报告提议：政府应当建立一个社会福利体系，以保证所有的英国人都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福利体系的内容包括家庭津贴、全国性的医疗服务，以及促进就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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