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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正式会面中，我们赢得了彼此的信任，”
斯特朗回忆说，“我们耐心地逐步解决了各种分歧，虽然这一过程有时看起来漫无止境。”
然而，当该委员会的三位代表促成盟国合作时，他们的各自政府却阻止他们好好合作，阻止他们扩张权力。
战后，怀南特对美国政府不支持欧洲咨询委员会的沮丧更进一层，因为哈里·霍普金斯和曾经效力于罗斯福政府的其他官员指责，没有制订出对战后德国管制的长期解决方案主要责任在于欧洲咨询委员会，而非华盛顿或莫斯科。
霍普金斯抱怨说：“欧洲咨询委员会的效率太低。”
但他并未认识到美国政府内部的混乱和故意拖延才是进度缓慢的关键原因。
怀南特认为，美国本应在战争刚结束时就立即带头帮助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复兴岌岌可危的经济，然而美国却推卸这一责任；怀南特对此感到焦虑不安。
而怀南特效力的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无权强制其成员国采取措施拯救战争造成的创伤，因此该理事会几乎无异于一个辩论协会。
前任大使不仅为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无能为力而沮丧，他也为棘手的个人问题所烦恼。
主要由于一直以来乐善好施的习惯，多年来他一直欠债。
为了自己的人寿保险，他向朋友借了许多钱，并争取到了数千美元的贷款，但最终无法继续缴款而不得不放弃该保险。
为了付清自己欠下的巨款，怀南特与霍顿·米夫林（HoughtonMifflin）签订合同，同意为其撰著几本书籍，包括三卷本回忆录。
但正如演讲一样，他也极不擅长写作。
由于习惯了处理重大国际问题时的兴奋和压力，他发觉自己无法适应作家的独处、低调生活。
“他的性格躁动不安”
，无法满足这样的生活状态，怀南特的传记作者伯纳德·贝卢希如是说。
同时，怀南特仍未从战争对其身心造成的压力中恢复过来，显得筋疲力尽。
“我从未见过比他更疲惫不堪的人，”
战争结束后不久，怀南特的朋友兼曾经的业务伙伴说，“他变得苍老了许多。”
玛丽·李·塞特尔将战争对自己、对怀南特及其他人造成的这种萎靡不振描述为“侵入到我们的灵魂中、骨子里，渗透到我们的人际关系中的一种病入膏肓的深度疲惫”
。
当战争结束时，埃里克·塞瓦雷德才32岁，但他说自己“对年龄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自己不只是过完了青年期，而是过完了一生”
。
1946年末，怀南特返回伦敦，着手撰写自己的第一本书——关于自己大使生涯早期的回忆录。
而且，他再次劝说一年前离婚的萨拉·丘吉尔继续与自己发展恋情，尽管他当时仍是已婚状态。
当温斯顿·丘吉尔得知萨拉离婚后，他把她叫到身边，对她耳语说：“你自由了！”
她并未作答，因为她知道自己并未获得自由——她在感情上与怀南特纠缠不清。
她后来告诉父亲：“也许男人能够获得自由，但女人却不能。”
萨拉引用了拜伦勋爵的话——“爱情只是男人的一部分，但却是女人的全部，”
她继续写道，“然而，这是男人希望并要求的状态！”
萨拉在两难困境中作思想斗争：保持自己的独立而伤害怀南特，或继续与他交往而让自己套上爱的枷锁。
在信中，萨拉问父亲：“您是否有过被囚禁的感觉？您是否曾感到被困于某种局面甚至爱的牢笼？或者说，您一直都感到自由，不管情况有多糟，是吗？”
最终，她决定到意大利演电影，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
“现在，”
她给丘吉尔写信道，“我或多或少感到自由了，但却是以伤害别人为代价……我似乎总是伤害爱我的人。”
怀南特不愿接受恋情的终结，在伦敦继续待到1947年春季结束，与伦敦居民共同经历了自1881年以来英国最酷寒的严冬。
气温骤降到零下，一连串暴风雪将整个英国笼罩在冰天雪地中。
煤炭的严重匮乏导致电力供应的无情削减。
学校和办公室没了暖气，路灯熄灭，商店的橱窗一片漆黑，水管冰冻，工厂暂时关闭，严重影响了英国经济复苏所依赖的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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