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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参加的记者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发布会不得不分两场召开，一场向英国和欧洲记者开放，另一场向美国记者开放。
虽然说新大使在英国的待遇远远好于约翰·亚当斯当年的遭遇，但在其他方面，两人却有很多共同之处。
亚当斯的好友乔纳森·瑟威尔（JonathanSewell）对亚当斯的描述同样也适用于怀南特，“他不跳舞，不喝酒，不打牌，不阿谀奉承，不信口承诺，不和男士说长道短，不和女士打情骂俏；简言之，他身上没有朝中重臣常见的各种毛病”
。
在这两场发布会上，怀南特的表现一如既往地害羞，不知道该把手放在哪里，声音轻柔而且不连贯，一位英国记者这样写道：“他吐词缓慢，根本没必要安排速记。”
在几十个闪光灯的一片闪烁中，他不安地在办公室踱步，记者连珠炮似的抛出问题。
他对记者表示，这次没有太多要说的，待他安顿下来后，会再次与记者会面，那时大家再交流。
换作别人，如此缄默少言的表现早就惹毛了伦敦报界那些久经沙场的记者。
但是怀南特却再次俘获人心。
《华盛顿明星晚报》的标题是“怀南特在伦敦留下绝佳印象”
。
《新闻纪事报》写道：“在记者会的前五分钟，他就靠自己的魅力、与众不同和显而易见的真诚与诚实赢得了全英国乃至整个大不列颠帝国记者的同情之心。”
记者们还强调了怀南特与他前任约瑟夫·肯尼迪的迥异之处，后者热爱交际，说话直言不讳，曾聘请《纽约时报》前记者替他在伦敦处理公共关系。
而且，肯尼迪对英美联合记者团竭尽讨好之能事。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比尔·斯通曼（BillStoneman）在参加完怀南特会见美国记者的发布会之后说道：“抛开他的政治观点不论，肯尼迪先生在报界还是很受欢迎的。
但是，那些此前从未见过怀南特的人们也一致认为，怀南特轻声细语的讲话方式恰恰成为他的宝贵优势。”
发布会期间坐在怀南特办公室后面的一个瘦高个广播电台记者也对此深信不疑。
说得好听一点，约瑟夫·肯尼迪从来不对爱德华·R.默罗的胃口。
过去几个月里，这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欧洲分支的负责人一直在游说华盛顿换掉肯尼迪，他对肯尼迪可谓厌恶至极，却对怀南特崇敬有加。
到了1941年，默罗已然成为伦敦最知名的美国人，《斯克里布纳杂志》写道：“说到美国对外国新闻的反应，这位记者的影响力之大远在他的同行之上。”
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默罗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同事成为欧洲新闻的主要来源。
但是，四年前，当默罗想要加入伦敦的美国外国记者协会时，这个权威组织拒绝了他的申请，而且拒绝的理由无懈可击：默罗在1937年刚抵达伦敦时连一天的记者经历都没有。
作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欧洲部主任，他接到的任务主要是沟通协调并安排现成的广播节目，从国际联盟的辩论到维也纳和布拉格的男孩合唱团音乐会。
那个时代，不管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还是美国另一家主要广播网络——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尚未聘请记者走遍世界各地为本国听众进行报道。
然而，默罗将要改变这一切。
随着战争威胁临近，他说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董事长威廉·佩利（aley），组建了自己的记者团队，后来，这批记者被称为“默罗男孩”
。
1940年9月，当德国人开始残酷空袭伦敦时，默罗抵达伦敦以来所做的准备工作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伦敦大轰炸的几大特点非常适合广播报道：即时性，戏剧性，尤其是各种声音，包括尖锐的警报声、炸弹的呼啸声、防空炮火的爆炸声，现场感十足。
其他任何媒体都无法向美国人民如此有力地传递战争的惨烈。
收听默罗以那句著名的“这里是伦敦”
开场的广播报道成为全美国人民的一个习惯。
靠咖啡和香烟支撑，默罗每天工作18个小时，成为战时伦敦的知名记者。
他用一个个微小的细节来描述当城市甚至全世界濒临毁灭之时，人们如何挣扎着活下去。
《圣彼得堡时报》出版商兼编辑纳尔逊·波因特（NelsonPoynter）在写给默罗的信中说：“您是全欧洲最棒的记者，不仅因为您在所有工作中都如此出色，而且还用家长里短式的简单叙事揭示了如此可怕的梦魇般的事实。”
通过报道，默罗还赢得了听众的信任。
他在报道时开始更加频繁地暗示英国无法独自支撑，美国应该参战，他的观众开始认为：也许默罗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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