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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塞尔罗德说,“他们来自芝加哥开明的犹太社区,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相比,他们更倾向于‘犹太街’(JStreet)。”
(这里暗指两个主要亲以色列游说团体中的鸽派和鹰派。
)
奥巴马准备竞选总统时,受到芝加哥另一个犹太人后裔的影响,那就是正向众议院民主党党团领袖进军的国会议员拉姆·伊曼纽尔(RahmEmanuel),他后来成为芝加哥市长。
奥巴马当选后,曾邀请伊曼纽尔担任参谋长。
伊曼纽尔做过对以色列军队的志愿服务,也在克林顿政府工作过,所以他在应对内塔尼亚胡上有自己的主张。
他也不害怕在新上司面前表现自己,后来成为奥巴马的以色列问题首席顾问。
1998年,作为年轻助手的伊曼纽尔就目睹了内塔尼亚胡的表现。
当时内塔尼亚胡刚上任总理,在马里兰州的瓦伊河峰会上曾与比尔·克林顿协商一项和平协议,试图在最后一刻说服比尔·克林顿让步,释放为以色列提供间谍情报并于1987年判处终身监禁的美国情报分析员乔纳森·波拉德(JonathanPollard)。
(当时克林顿拒绝了这一要求,不过波拉德于2015年最终获得了假释。
)“在拉姆看来,应对比尔的唯一办法就是给他施压。”
中东外交官丹尼斯·罗斯说道,他一直都关注这伊曼纽尔所开展的戏剧化计划,分别效力过希拉里和奥巴马。
奥巴马也会接受乔治·米切尔的提议,后者是希拉里的特使,素有参议员雄狮之称。
希拉里在20世纪90年代就认识了米切尔,当时他在国会支持了她的保健改革提案,后来又因为爱尔兰的工作被希拉里熟知。
米切尔在和平运动的问题上还是一个新鲜的面孔。
他是缅因州天主教人士,母亲属于黎巴嫩籍。
他唯一一次参与冲突是在2001年,为比尔·克林顿调查“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
的原因。
结果发现冲突双方都有错,于是他建议冻结犹太人定居点建设,恢复和平谈判。
这件事已经影响了罗斯、印迪克、丹尼尔·库尔策(Dazer)、罗伯特·马利、亚伦·大卫·米勒以及其他和平缔造者多年,奥巴马和希拉里都希望他能给这个问题带来新的解决方案。
2009年2月,米切尔对该地区进行了第一次访问,会见了十几名海湾君主和阿拉伯酋长。
他带回来一个明确的信息:“必须冻结犹太人定居点建设。”
“总统决定,既然氛围那么紧张,敌对情绪高涨,我们必须改变气氛,减少敌对行动,这样大家才能坐下来,建立对话,才有成功的希望。”
米切尔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高层的律师事务所接受采访时告诉我,“真正的问题是,不仅两个国家之间没有信任,两位领导人也互不信任。
我们只能做点积极的事情,稍微减少双方的敌意。”
一些前任官员觉得奥巴马过度解读了米切尔带回来的信息。
他们认为阿拉伯领导人并不关心犹太人定居点的事情,也不在乎和平运动的影响,只关心有核武器装备的伊朗会造成多大威胁。
但强调了犹太人定居点问题的观点使得总统产生了偏见。
他认为美国需要向阿拉伯人证明,美国可以改变以色列。
这就意味着美国会与以色列交恶。
除了指定希拉里为“榔头”
之外,奥巴马再也找不到任何比她更有经验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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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给比尔·克林顿,让希拉里有机会获得了特等票,去观赏吉米·卡特出任总统以来最持久的一场和平进程。
从克林顿接管白宫的第一年主持会议,让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伊扎克·拉宾签订《奥斯陆协议》,到离任前几个月部署“克林顿参数”
(克林顿参数:2000年12月比尔?克林顿提出的和平建议,是解决巴以冲突的永久性身份协议指南。
——译者注),克林顿一直试图解开以色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结。
当希拉里谈及和平进程的难点,她会反射性地想到比尔、亚西尔和埃胡德关于《戴维营协议》的一些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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