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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也就是他和母亲抵达苏哈托的那一天，一位平静温和却生性残酷的军官发起了血腥政变。
他有美国作支撑和经济来源。
美国提供了援助，美国经济学家帮他实现了经济现代化，美国军队与他的士兵进行了联合演习。
奥巴马写道：“那种程度的力量很难不被察觉。”
繁荣的上升浪潮给印度尼西亚人带来了冰箱、汽车等奢侈品。
雅加达曾是一个破旧的殖民地前哨，现在也变成了摩天大厦熠熠闪光、高速公路繁忙拥挤、五星级大酒店随处可见的大都市。
然而，为了冷战时期地缘政治安全，美国容忍了苏哈托统治中荒唐的一面，如压制性政治文化、逮捕不同政见者并施以酷刑、虚假选举和残酷镇压亚齐（Aceh）等偏远地区的种族起义等等。
虽然奥巴马在书中没有提到，但他对福特基金会及其他发展机构所做的工作极其失望。
若干年后，他在大学里受到了最亲密好友之一哈桑·尚多（Hasandoo）的影响。
哈桑·尚多是巴基斯坦人，他跟奥巴马讲了美国大力支持军事独裁给第三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在早期回忆录《奥巴马回忆录：我父亲的梦想》（DreamsfromMyFather）中，奥巴马回忆说：母亲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与愤世嫉俗和腐败溃烂的世界格格不入。
他写道：“她是现世人文主义的孤独见证者，是新政、和平护卫队和自由主义的卫兵。”
骨子里流着的肯尼亚血液加深了他的疑虑。
奥巴马在书里写道，当他第一次去父亲的家乡，看到内罗毕的游客时，内心涌起一股愤恨，“那些人穿着好莱坞电影里的旅行装，拍照、招呼出租车、躲避街头小贩。”
在夏威夷，被太阳晒伤的游客是当地人调侃的话题之一；而在肯尼亚，他觉得他们笨拙的天真无邪是一种怠慢。
30年后的2015年，奥巴马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回到肯尼亚，他的观点必然与之前不同。
坐在被特勤围绕的豪华装甲轿车里，他哀叹自己不能去访问父亲的村子，更不能在内罗毕的街上晃**，和当地人一起喝茶、吃乌伽黎和羽衣甘蓝（玉米糊和蔬菜）了。
奥巴马提醒他们，他也是殖民主义的产物：祖父是英国军队里的厨师，父亲是去美国求学的知识分子。
批评家抨击奥巴马的反殖民主义思想，认为他受到了肯尼亚父亲和左翼母亲的鼓动。
这些人的说法过于夸张，因为奥巴马在四年级的时候就离开了肯尼亚，对父亲几乎一无所知。
但是奥巴马确实长期批评美国对待后殖民国家时所表现出来的幼稚和冷嘲热讽。
他在有关印度尼西亚文章中写道：“明摆着，我们在解放曾经的殖民地中所扮演的角色，还有在创立国际机构来帮助操纵‘二战’后世界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中，我们趋向于通过冷战的万花筒来观察国家和冲突，我们不知疲倦地帮助发展美国方式的资本主义和跨国公司。
当对我们有利时，我们容忍了专政、腐败和环境破坏，有时甚至加以鼓励。
冷战结束后，我们乐观地相信‘巨无霸’汉堡包和因特网将引导我们走向历史冲突的终结点。”
人们认为，巴里·奥巴马在1971年回到夏威夷，也许会看到美国良好的一面。
这段日子里，他与父亲的关系逐渐疏远了，那整整一年仅在圣诞节见过一面。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商业街和千篇一律的住房区取代了威基基海滩上闪闪发光的绿松石之后，火奴鲁鲁的生活对奥巴马来说，与希拉里·罗德姆在伊利诺伊州的生活并无二致。
他也和祖父母一起吃肯德基，看《圣诞怪杰》（HowtheGrimas），与朋友一起打篮球。
拿到精英私立学校普纳荷学校的奖学金后，奥巴马还偶然结识了游手好闲的大麻帮（gang），该帮派以吸食大麻而著称。
奥巴马的少年时代正好是充满茫然和困惑的20世纪70年代末，但夏威夷仍然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
据奥巴马的高中朋友麦克·拉莫斯（MikeRamos）回忆，当时夏威夷电视里只有在美国大陆的足球比赛结束后才会转播。
由于夏威夷与东海岸之间有六个小时的时差，夏威夷的人们刚醒过来，美国大陆的新闻早就已经不是新闻了。
夏威夷与加利福尼亚州之间2500英里的水域不仅是地理位置上的距离，更是心理距离。
“在夏威夷，你就是以外部的角度来观看美国大陆，”
拉莫斯跟我说，“当然，除了这一点之后，（他们之间）还有其他微妙的差异之处。”
奥巴马上学期间，不断繁荣的夏威夷文化和历史强化了这种差异感。
加比·帕西努依（GabbyPahinui）及其乐队“夏威夷之子”
（SonsofHawaii）复兴了传统夏威夷语音乐风格，在专门播放夏威夷音乐的第一电台演奏了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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