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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注）对利比亚的轰炸活动，阻止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在利比亚东部城市班加西对平民的大屠杀行动。
这一交错造成了令人不安的景象，不仅掩盖了奥巴马与希拉里之间的分歧，还掩饰了两人的矛盾立场。
希拉里担心埃及可能是她与奥巴马总统之间的第一项重大突破。
但《纽约时报》准备报道穆巴拉克背后的故事时，希拉里发邮件给沙利文问道：“会讲到国务院与白宫的分歧吗？还是讲美国总统与国务卿的分歧？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她认为，阿拉伯觉醒运动（即阿拉伯之春）也许是奥巴马总统任职期间遇到的最大外交政策挑战，也是总统与国务卿第一次遇见这样的危机。
这注定是他们的一场试验。
开罗和班加西只用了六周的动**，就颠覆了美国30年来对中东地区的认知。
中东专家兼美国发展中心资深成员布赖恩·卡图里斯（BrianKatulis）表示：“过去20到25年里，我们已经找到了方法来与埃及接触。
但这次‘起义'在政策制定者眼前布下了尘雾。”
如果说白宫当局没警觉到这些事件，那肯定不是事实。
早在前一年8月，奥巴马就已经下令其工作人员撰写报告，评估阿拉伯国家发生暴动或动乱的风险。
这份18页的机密文件就是“总统研究指令—11”
（PresidentialStudyDirective11，简称PSD-11），它逐个国家进行分析，确定了埃及、约旦、也门和巴林等四个国家随时可能发生“民变”
。
该报告的撰写人分别是丹尼斯·罗斯、发展专家盖尔.史密斯（GayleSmith）和当时还是NSC工作人员的萨曼莎·鲍威尔。
萨蔓莎·鲍威尔说：“毫无疑问，埃及一直都在总统的考虑范围内。
你已经掌握了埃及一系列景象中的所有未知数，而埃及是这个区域的主角。”
2011年1月13日，希拉里在海湾酋长国卡塔尔对阿拉伯领导人发表演讲时，也提到了革命的可能性。
她告诫到：如果各位领导人不放宽政治制度、控制早已渗透整个社会的腐败，该区域将爆发动**和极端主义。
她说：“该地区很多地方的政权根基正在以各种方式被侵蚀。”
事实证明，这番话是她担任国务卿期间最有预见性的话。
从奥巴马进入白宫的第一天，开罗解放广场上发生的事件就让白宫发起了内部争论，而主题就是他将如何应对海外动乱。
奥巴马本能地反对任何与乔治·W.布什的“自由国策”
有关的东西，因为他觉得那个政策在穆斯林看来非常严苛和伪善。
2009年9月，奥巴马第一次在联合国发表演讲时，提出了美国与世界合作的四大要素，但传播民主不在其中。
2009年6月，他没有为伊朗注定失败的“绿色革命”
年轻先驱者发声。
伊朗的持不同政见者称，美国不支持这些抗议者，是因为此举可能会影响其在国内的形象。
但是这个决定让奥巴马的顾问不自在，尤其在伊朗政权派出戴着护目镜、拿着警棍的准军事人员到人群中驱赶抗议者时。
奥巴马的助手经常想将民主价值观念嵌入总统的演讲稿中去。
在奥巴马在联合国发表第一次演讲前的一个深夜，本·罗德斯和丹尼斯·麦克唐纳召集刚刚加入国家安委会的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家和俄罗斯学者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McFaul）到华尔道夫，帮助拟定一些关于民主的最终演讲内容。
麦克福尔刚刚出版其专著《为什么我们应该推进海外民主以及如何做》（AdvangDemocracyAbroad：WhyWeShouldandHowWe），这是一部促进民主宣言的作品，没有布什那种“我说了算”
的单边主义。
当奥巴马走进房间时，不知道总统也会参与讨论的麦克福尔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说服奥巴马在演讲中增加第五个要素。
奥巴马回绝了这一要求，并表示世界很复杂，政权崩溃可能会造成冲突。
但他同意在演讲稿中添加一句结语，总结美国人对普世价值的观念的信仰。
直到开罗演讲上，麦克福尔、罗德斯等其他助手才成功地在奥巴马的演讲稿里加入一些与民主相关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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