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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人来说，5五月份奥巴马在西点军校针对美国力量的局限性所作的演讲，正回应了吉米·卡特在1979年7月发表的“忧伤”
声明，美国正面临信任危机。
“自二战以来，”
奥巴马说，“我们所犯的一些代价惨重的错误，并不是来自我们的节制，而是来自我们全然不计后果的鲁莽军事冒险——我们的军事行动没有取得国际的支持，没有合法性，我们美国人民的牺牲也没有获得应有的回报。”
“不能因为我们有最好的锤子，”
他说道，“就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是一颗钉子。”
2016年春，奥巴马的处境变得更加乐观。
虽然亚太贸易协定仍受政治风向的影响（希拉里在政治上的突然转变就是一个最佳的例子），但美国在与古巴和伊朗关系、巴黎协议和亚太贸易协定上均取得了突破。
“伊斯兰国”
将阴影投向西方的同时，也陷入与伊拉克和库尔德军队的消耗战中，丧失了它曾在伊拉克占领的大半土地。
另外，普京仍然是一个威胁，白宫政府一直希望普京最终能在利比亚问题上与美国达成一致（2016年3月，普京宣布从叙利亚撤回部分俄军）。
奥巴马曾经认为要在外交政策上取得重大成就是千载难逢、几乎不可能的事情，现在他基本上可以否定这个观点了。
对于在美伊和美古关系中取得的突破，他可以炫耀多年。
但实际上，奥巴马在2014年提出的简单法则是否会比他的任期更长久，决定了他的政治遗产的价值。
当然，他的观点始终没有改变。
在奥巴马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他仍然认为外交政策要对风险做出评估，避免不计后果的冒险，以免危害国家的中心利益——简而言之，就是不要做“傻事”
。
即便要以牺牲国家的边缘利益为代价，外交的成功会让他更加坚定地推行维持世界自由秩序的政策。
奥巴马适度地在政策的“单打与双打”
间来回转换，看起来无可厚非，但是正如《外交事务》杂志编辑吉丹·罗斯所言：“这种变化建立在不正当的意图上。
时间潮流站在秩序这一边，而不是在秩序的剩余敌人那一边。”
罗斯的评论也没能改变大家的看法。
许多外交政策执行机构的人预测，奥巴马不会在华盛顿政府留下太多足迹，将来的总统没有必要在奥巴马主义的基础上制定政策，人们会记得奥巴马的施政只是对前总统的矫枉过正。
他的顾问团是个排外而鲁莽的小圈子，他们从未摆脱伊拉克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的影响，而当他们的领导人回归私人生活后，他们很可能因此解散。
即使一些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发展起来的民主党人，也渴望比尔·克林顿外交政策圈的回归。
比尔·克林顿的圈子是一个干练、自信的团队，他们更像霍尔布鲁克，而不是丹尼斯·麦克唐纳。
他的助手说，奥巴马平静地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从来都不认为对美国实力持传统看法的人会拥戴自己。
“我们的外交政策执行机构一旦意识到我们美国的局限性，就会十分不自在，”
本·罗兹说，“这不是一份适合外交政策评论者或思考者的工作。”
奥巴马在总统办公室的最后一年，已经将这些机构对他的蔑视当作了荣誉。
“在华盛顿政府里，总统都需要按照剧本走，”
他在接受《大西洋月刊》的一个热门采访中说，“这个剧本事先为不同的事件写好了标准答案，并且答案大多倾向于军事回应。
当美国受到直接的威胁时，剧本就该起作用了。
但是这个剧本也能导致糟糕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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