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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异同看翻译文学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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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活动是全部翻译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翻译和文学翻译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
既然同属翻译，就具有翻译的一般特征。
它们的根本目的都是把原文内容和信息忠实地传达出来。
但是非文学翻译——包括科技著作的翻译、人文学术著作的翻译、新闻通讯的翻译等——的信息基本属于知识性、逻辑性信息，其特点是它具有精确性和确定性。
而文学翻译除了知识性信息之外，更重要的还有形象信息及审美信息，其特点是情感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非文学翻译把知识性信息忠实地传达出来，就基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文学翻译只传达知识性信息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要传达文学形象和审美信息。
非文学翻译重在对原文知识信息的准确无误的传达，错译和不准确的翻译，是科技和人文科学著作、政治和时事文献等翻译的大忌。
历史上曾有因为翻译出了差错，导致国际关系发生重大改变的事例。
翻译家王汶先生曾提到，某钢厂根据一份翻译的资料炼钢，因为翻译有错误，结果一炉钢全部报废；还有某石油化工基地根据翻译的资料来安装新设备，而翻译的资料中漏掉了一段有关吊车的吊钩的话，结果出了事故。
[1]可见，准确和真实，是科技、政治等非文学翻译唯一重要的要求，它的最高标准是百分之百的准确性，一旦出了差错，可能就会带来严重的、恶劣的后果。
从这一点上看，非文学翻译的科学性、准确性要求要比文学翻译高得多，忠实是其唯一重要的法则，而文学翻译虽然也有忠实、准确的要求，但由于文学作品表达上的暧昧性、模糊性、不确定性的特点，忠实和准确常常没有完全确定的标准，由于翻译家对原文的不同理解，常常出现不同的译文。
而且文学作品本来就是虚构性的东西，即使有的文学作品译文存在明显的错译、漏译，不为读者所知，也不妨长期被阅读欣赏，更谈不上严重的后果。
反过来说，一部文学作品即使译得字正句对，十分忠实、十分精确，那也未必是好的译作。
文字上的这种精确，未必带来风格神韵的毕肖。
有理论家提出，对文学翻译而言，“精确，非精彩之谓”
（罗新璋语），就是这个道理。
从篇章结构上看，科学和学术著作等非文学翻译，重在知识和信息的可靠性、真实性，而不在篇章结构和表现方式与原文的相当或对等。
例如，科技翻译，其宗旨在于传播新思想、新理论、新技术、新发明，反映新动态等，它们的内容有效期短，更新频繁，所以，科技翻译只要能达到求质（科学、可靠、有效），求新（获得的信息最新），求实（实用、具体），求易（便于获取、简明易懂、交流直接），求快（信息传播得快，免去不少中间环节），求省（省时、省钱、省力），就可以在篇章中选取所需信息，对原作进行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等。
例如，20世纪80年代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编者将每一本的字数都控制在十万字左右，为此，丛书中翻译的大部分外国学术思想著作，都采用了编译、选译的形式。
同样，新闻稿件和时事性文献的翻译，大多采用上述方式，例如，在我国读者最多的报纸《参考消息》，其中的译文大都是摘译和节译，而《环球时报》则多为编译和译述。
黄忠廉先生在他的专著《变译理论》（1998）和《翻译变体研究》（2000）中将这些译法统称为“变译”
、“翻译变体”
。
这些“变译”
并不太影响原文主要信息的传达。
而文学翻译则不同，好的文学作品是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它是一个“全息”
的信息系统，不能割裂、不能扩大，也不能缩小，否则就会破坏作品的艺术风貌。
尽可能将作品的篇章结构和表现方式按原貌完整地再现出来，是文学翻译家的责任和义务。
因而，文学翻译中的“变译”
往往是特殊情况下才使用的迫不得已的翻译方式，而且常常要付出损害原作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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