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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戏剧主要有高乃依、雨果、莫里哀、小仲马的作品。
主要译者有陈棉、王了一、陈聘之、潘伯明、陆侃如、刘半农等。
在法国诗歌的译介方面，译介的诗人主要有波德莱尔、魏尔伦、马拉美、兰波、保尔福尔、果尔蒙、桑德堡、道生、里尔克、耶麦、瓦莱里等。
译者主要有戴望舒、梁宗岱、卞之琳、闻一多、李金发、施蛰存、朱文振、赵萝蕤等。
其中法国象征派诗歌的翻译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诗的创作影响最大。
这一时期英国文学中译介的主要作家有莎士比亚、希尔顿、哈葛德、康拉德、王尔德、斯蒂文森、哈代、艾略特、狄更斯、艾米丽·勃朗特、福尔摩斯、夏罗德·勃朗特、亨利·伍德夫人、斯威夫特、笛福、乔叟、布莱克、拜伦、雪莱、萧伯纳、弥尔顿、高尔斯华绥等。
其中，梁遇春翻译的《英国小品文选》《英国诗歌选》得到了后人的较高评价。
译介的美国文学主要作家有霍桑、爱伦·坡、德莱塞、巴勒斯、杰克·伦敦、辛克莱、赛珍珠、奥尔科特等。
其中，辛克莱的作品单行本译本最多，他的“揭黑幕”
小说对中国纪实性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德国作品译介过来的主要有魏以新的《格林童话全集》和现代作家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后者还出现了好几个译本，不断再版，并被搬上舞台，一度形成了“西线热”
。
另外，意大利、丹麦、朝鲜、荷兰、奥地利等国家的作品也都有不少译作。
对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在30年代又出现了一个高峰。
1934年，《文学》杂志就推出了“弱小民族文学专号”
。
1936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由徐懋庸、黎烈文等翻译的《弱小民族小说选》。
1937年，上海启明书局出版了鲁彦翻译的《弱国小说名著》。
在东方文学的翻译中，日本文学的翻译具有特殊重要的位置。
这一时期日本文坛仍然是中国了解世界文坛的一个重要窗口，特别是了解苏联左翼文学的一个窗口，而且这种窗口的作用比上一时期更为强化了。
1927年国民政府与苏联断交之后，中苏交流不畅，苏联文学的情况主要是从日本文坛间接了解到的。
由于30年代日本文坛对欧美文学的译介、评论和研究较多，欧美文学思潮、特别是现代派文学各流派的主要信息，也多是通过日文的文学理论书籍、文章的翻译而为中国读者所了解的。
同时，日本近代文学中的大部分重要作家作品，在这个时期得到较为系统的译介。
主要的日本文学翻译家有周作人、鲁迅、张资平、查士元、谢六逸、崔万秋、丰子恺、章克标、李漱泉、郭沫若、韩侍桁、杨骚、夏丏尊、张我军、张晓天等。
对印度、阿拉伯文学翻译则集中在某个作家作品的翻译上，如在印度文学中集中译介泰戈尔，在阿拉伯文学中集中译介《一千零一夜》等。
该时期出现的《一千零一夜》的重要译本有192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天方夜谭》（屺瞻生、天笑生译），该书至1936年出了十一版，是我国第一本白话文译本；1930年，上海亚东书局出版了汪原放译《一千〇一夜》（原译名如此），1931年，北平敬文书社出版了陈逸飞、郦昭蕙译《天方千夜奇谈》，1933年，世界书局分别出版了彭兆良译的《天方夜谭》和姚杏初译的《天方夜谭》。
1936年，启明书局出版了方正译述的《天方夜谭》，从英文译本中选译故事十三篇。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争时期，翻译文学在艰难的战争环境下继续发展，但其选题走向和格局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非沦陷区、“孤岛”
上海和沦陷区，翻译文学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在非沦陷区，不论是国民政府统治区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面临民族危亡的严峻关头，翻译文学为抗战服务，成为翻译文学界普遍一致的选择。
除了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继续重视苏联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外，国统区和根据地翻译的重点都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
在重庆的上海金星书店就编辑出版过一套《国家文学丛刊》，集中了反法西斯斗争中各国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品。
《新华日报》《救亡日报》《抗战文艺》《文学月报》《中苏文化》以及一批诸如《翻译与评论》《翻译月刊》《翻译杂志》等翻译方面的期刊，在这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外国反法西斯文学成为译介的重点，其中苏联反法西斯文学翻译得最多。
当时的抗战文艺报纸杂志上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苏联作家的反映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生活的短篇小说、诗歌、戏剧，还出版过较多的长篇小说和多幕剧作，诸如桴鸣译西蒙诺夫的剧本《俄罗斯人》、曹靖华译李昂诺夫的剧本《侵略》、曹靖华译瓦希列夫斯卡的小说《虹》、茅盾译巴甫林科的《复仇的火焰》、陈瘦竹节译肖洛霍夫的一部未完成的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萧三译柯涅楚克的剧本《前线》和别克的《恐惧与无畏》等，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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