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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广泛了解世界各国文学，就不能不采用转译的方式。
郑振铎虽然指出了转译的种种不足，但他还是从实际出发，认为：“在现在文学的趣味非常薄弱，文学界的人声非常寂静的时候，又如何能够得到这些直接译原文的人才呢？如欲等他们出来，然后再译，则‘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在现在如欲不与全世界的文学断绝关系，则只有‘慰情胜于无’，勉强用这个不完全而且危险的重译法来译书了。”
[2]鲁迅早在1934年的《论重译》一文中就说过：“中国人所懂的外国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译，我们将只能看见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不但没有易孛生，没有伊本涅支，连极通行的安徒生的童话，西万提司的《吉诃德先生》，也无从看见了。
这是何等可怜的眼界。”
第二，原语译本失传，或暂时难以找到，翻译时需要借助其他语种的译本。
例如，阿拉伯人在8世纪后的一百多年间，翻译了大量的古希腊作品，到了12世纪以后，这些阿拉伯语译本又回流到欧洲，欧洲的翻译家再由阿拉伯语译本的古希腊作品转译成拉丁文，并且他们当时找不到希腊语原本，只能把阿拉伯语译本当成原本。
再如中国古代翻译的佛经，原本在印度多已失传，而朝鲜和日本要把佛经翻译成朝文或日文，也只有通过汉译佛经来转译。
第三，翻译者认为某种转译本优于原语文本，所以依据转译本翻译。
译本可能优于原本，在翻译文学史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例如，郭沫若翻译的波斯古代诗人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是根据英国诗人费兹吉拉德的英文译本转译的。
郭沫若不懂波斯文，故不能直接翻译，但主要原因是他欣赏费兹吉拉德的译文。
本来，费氏的译文在西方就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评论家认为他的译本使本来在波斯古诗人中默默无闻的莪默·伽亚谟起死回生。
郭沫若主张用创作的态度从事翻译，故对费氏的译文十分的赞赏，说：“翻译的工夫，做到了费兹吉拉德的程度，真算是和创作无异了。”
[3]除了思想上与这位波斯诗人共鸣外，对费氏译本的赞赏也是他转译该书的主要原因。
转译本和已有的原语译本比较起来，可能有时候会比直接译本更有特色。
茅盾先生就认为也有转译比直接翻译好的例子，他指出：“《战争与和平》有过几个译本，直接从俄文翻译的也有过，但都不理想，还是董秋斯从英文转译的本子好些。
董采用的是毛德的本子，毛德是托尔斯泰的至友，毛德译文，经托尔斯泰本人审定，认为是好的。”
[4]这种情况的发生与当时俄罗斯的政治制度有关。
当时的俄罗斯报刊检查极为严苛，有些作品的俄文原本反而不全面，而英译本或法译本就显得重要起来。
其他作品如托尔斯泰的《复活》、库普林的《亚玛》等，俄文原本都被横加削砍，而转译本反而可见真面目。
所以，翻译所据文本也应择善而从，不能一概而论。
另一方面，因转译本对原本的翻译，暗含着翻译家的理解和诠释，因此一般的译本在某些译者看来或多或少都会比原本易懂些。
这样，根据译本翻译出来的转译本，在语言的潇洒流畅上可能会略胜一筹。
例如，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出版了根据英文译本转译的《一千零一夜故事集》（十册），有人认为这个转译本在语言文字的流畅和优美方面，比起纳训的原语译本更好些。
笔者在《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一书中也曾经指出，1962年出版的翻译家孙用先生根据英文节译本翻译的印度史诗《腊玛延那·玛哈帕腊达》，在节奏韵律和“诗味”
浓郁方面，比季羡林先生从梵语直接翻译的本子更为出色。
从翻译文学史上看，转译往往不是以翻译家个人的意愿为转移的，它有历史的必然性，在人类文化和文学交流中起了特殊的积极作用。
例如，印度的寓言故事集《五卷书》，原文是梵语，公元6世纪的时候被译成波斯帕列维语，8世纪的时候又被译成阿拉伯语，后来又从阿拉伯语被陆续译成了五十种不同的文本。
转译，反映出了世界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轨迹，转译形成的种种不同的译本，既是文学交流的环节和中介，也是文学交流的目的本身。
可以说，一部作品有没有转译本，转译本有多少，是这部作品影响力和生命力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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