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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翻译文学的理论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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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文学理论是译学理论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可以分为翻译文学原理研究和一般翻译文学理论研究两个方面。
在我国，近年来不少学者在外国学术界的启发下，提出了建立“翻译学”
的构想，发表了很多文章，出版了若干专著，在翻译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鸣。
因此，要谈“翻译文学”
的理论建构和翻译文学理论的研究，必须首先了解一下“翻译学”
。
在我国，以“翻译学”
为名称的著作，最早出现在1927年，那就是蒋翼振编写的《翻译学通论》，由编者自费出版，上海义利印刷公司印刷。
该书是一部翻译课程的教材，只有导言和第12章为编者所执笔，其余是近代名家的论翻译问题的文章的汇编。
1951年，董秋斯先生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一文中，就提出建立“翻译学”
，但当时由于时代的原因，应者寥寥。
1971年，张振玉的《译学概论》在我国台湾地区出版，但在大陆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1986年，桂乾元先生在《中国翻译》杂志第3期上发表《为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而努力》一文，提出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应该是：一、基础翻译学要结合中国实际和汉语特点，加工和整理基础翻译理论；二、应用翻译学要学习、研究和借鉴国外的东西，使之既能反映又能指导中国的翻译实践；三、理论翻译学要认真总结翻译理论研究史，探讨翻译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四、还应建立发展翻译学，研究如何根据中国国情，推动译论研究和翻译评论的展开，促进翻译人才的培养。
1987年，在青岛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翻译理论研讨会上，与会者讨论了翻译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问题。
1988年3月，黄龙教授撰写的英文版《翻译学》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也是大陆翻译界第一部有关翻译学原理性质的著作。
同年3月，黄龙又出版了中文版的《翻译艺术教程》，内容与《翻译学》基本相同。
黄龙的著作涉及了翻译的定义、属性、职能、准则、可译性、等值、神韵、文体及翻译的各类技法、翻译教育问题等，初步尝试形成了翻译学基本理论内容框架。
与此同时，谭载喜先生发表了《必须建立翻译学》[1]和《试论翻译学》[2]等文章，对翻译学的性质和建立翻译学的意义做了阐述，提出要对“翻译”
和“翻译学”
两个概念加以区分，认为“翻译”
不是科学，而“翻译学”
则是科学；翻译学是一门介于语言学、文艺学、社会学、心理学、信息论、计算机科学等学科之间的综合性、交叉性学科，在内容上可分为普通翻译学、特殊翻译学、应用翻译学三部分。
后来谭载喜把自己关于翻译学的思考，集中写进了《翻译学》[3]一书中。
在翻译学的学科理论建构中著述较丰的是刘宓庆先生。
他在《论中国翻译理论的基本模式》[4]和《再论中国翻译理论基本模式》[5]等文章中，提出中国翻译理论应该以汉语作为基本的“经验材料”
，中国的翻译理论应重“描写”
、重对策研究、重对比研究、重传统研究等。
他在《文体与翻译》[6]、《现代翻译理论》[7]、《当代翻译理论》[8]、《文化翻译学》[9]等书中，对自己的翻译理论主张进行了系统详细的阐述，在尝试翻译理论体系化、学科化方面、在吸收和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方面都有所贡献，但他的书似乎缺少些个性化的感觉体悟和理论热情，显得较为平板枯涩，且各书之间互相重叠之处不少。
张泽乾先生在《翻译经纬》[10]中，试图将古今中外的翻译史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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