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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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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自从初版以来，在国内思想界已经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例如，朱平珍在《理论与创作》撰文《新批判主义述评》说：“新批判主义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宛如激昂奋进的笛声，惊醒了伤怀恋旧、复古、回归和泛道德主义的迷梦。
《新批判主义》一书，以长江后浪推前浪之势……对独立人格进行哲理探寻，立足现实进行文化反思，绽开了中国知识分子锐意进取的思想之花。”
当然，反对之声也有，如詹艾斌在《东南学术》撰文《反思“新批判主义”
》，针对朱平珍的观点反驳说，“新批判主义以西方文化和经验为参照系的基本立场偏离了中国传统尤其是当下中国国情，这是一种不成熟的现代性态度，不能说它完全有利于当代中国文化全面而合理的建构。”
至于笔者在该书初版后，多年来在“新批判主义”
的思想旗帜下向“新保守主义”
和新儒家频频发起冲击，以致激起当代新儒学阵营的强烈反弹和反复交锋，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笔者所发表的一系列有关中西文化和哲学比较的论文，涉及法制思想、伦理思想、言说方式、人生观、生死观、本体论、怀疑论、信仰和伪善等问题，以及对牟宗三的康德研究的批评，对百年中国西方哲学东渐的十大文化错位及实用主义偏向的检讨，对儒家“亲亲互隐”
的腐败倾向的抨击，等等，在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所有这些举动，在理论上追根溯源，都要追到《新批判主义》这本书中所系统阐明的立场和思想。
已经有不少人通过各种方式向我打听还能够在哪里买到《新批判主义》，但本书初版印数不多，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脱销。
因此，在当前情况下将这本书再版，可以满足广大读者的愿望，也是合乎形势需要之举。
从世纪之交到21世纪开端的这十几年，是我们中国人在对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已经心满意足，并觉得有本钱、有资格退回到自身两千年“天朝大国”
的回忆中自得其乐的时期。
一百年前的民族危亡已成为过去，它的发生机制已被我们遗忘，但它作为一种屈辱的符号却仍然像一种慢性毒药一样毒化着我们的心态，迫使我们以各种方式找回自己的面子。
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不思进取，突出体现在近年来的“读经热”
“国学热”
对传统文化的盲目地、狂热地吹捧上。
我并不一般地反对读经，也不一般地反对研究“国学”
和在大学里办“国学班”
，但我反对非理性地将古代经典当作圣物和偶像来崇拜，尤其反对利用儿童的无知和天真来禁锢和腐蚀他们幼小的心灵。
这种非理性的狂热当然并非没有来由，而是出于对社会转型期道德沦丧的一种传统士大夫式的忧患。
这些生活在21世纪的士大夫却没有想到，今天的道德沦丧与两千多年前孔子时代的“礼崩乐坏”
有着完全不同的病理机制，在一个社会结构已经大变、自然经济已经被商品经济所取代、整个国门已经向国际社会大开、大量知识信息已毫无阻拦地进入互联网和传媒的时代，一些成年人、饱学之士不去致力于为我们的孩子建立起自己独立思考的人格和辨别真伪的智慧，却急于在孩子们头脑里灌输“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的恐惧心理，用对经典的机械背诵将他们的思维能力和创造力扼杀在摇篮中，还自以为在做着拯救世道人心的大好事，岂不怪哉！
近年来全国上下闹得沸沸扬扬的“于丹读经”
现象，是这场“国学热”
的进一步扩展。
人们争论得最多的，是于丹的解读是否地道，是否歪曲和庸俗化，是否符合学术标准。
其实这些争论都没有争在点子上。
我倒觉得这件事好有一比，就是当年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讲用会”
。
直到今天，谁敢说毛主席著作不是经典？谁敢说一千年后人们不会仍然把毛泽东的书当作经典？凡是“文革”
的过来人都知道，毛泽东的“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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