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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缪看来，没有任何一种命运是对人的惩罚，只要竭尽全力去穷尽它就应该是幸福的。
对生活说‘是’，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反抗，就是在赋予这荒谬世界以意义。”
在对自由的理解上，“萨特的存在主义自由是要脱离日常混沌，超越现在。
而加缪所说的荒谬的人则是下决心要在这冰冷而又燃烧着的有限世界中生活。
这世界并不像存在主义者所说的，一切都是可能的。
在这样的世界里生活，就意味着对将来无动于衷并且穷尽既定的一切。
……加缪就这样从荒谬推论出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
[108]。
这种概括发人深思。
我觉得，如果说萨特的自由观主要是建立于“虚无”
范畴之上的话，那么加缪的自由观则主要是建立于“存在”
范畴上的；前者是“摆脱荒谬”
的自由，而后者则是“承担荒谬”
的自由。
然而，摆脱也好，承担也好，都是对荒谬的一种反抗，抽象地说，我们很难比较两者的优劣。
我们也许更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他们的观点其实表达了对自由的理解不可分的两面。
从我个人的倾向而言，我更倾向于萨特式的自由，即不断地摆脱自己的受束缚状态，鼓吹一种“自否定”
的创新精神。
但是当我热情地投入创造新生活的同时，我也许会意识到，很可能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西西弗斯式的徒劳，人顶多能够扮演的只是一个失败的英雄。
而关键在于，我愿意。
[109]
小真在《精神的武士——读克莉斯特娃的〈武士们〉》这一篇中似乎进一步印证了我的这种想法。
她说：“的确，想通过思想方法、思考方式的改变使自己幸福，那纯粹是幻想。
而那些不断滋养这种幻想的人，人们叫他们知识分子。
其实，人们能够从语言中汲取的好处、从思考中求得的救助实在是太微小、太微不足道了。
许多知识分子往往会有痛苦和哀伤，那就是因为他们的心理不平衡，因为他们往往希望自己创立的新方法、自己崇尚的精彩论断、深刻理论能带来点什么，能或多或少被社会、历史、民众所接受。
但事实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东西什么也带不来，你会感到，原来这些谁也不需要，特别是时过境迁，你更会有一种失落感。
所以，你要平静，要心理的平衡，就不要想带来些什么，而是要像武士一样，什么都不计较，为自己的信念勇敢奋斗，把自己所珍爱的精神财宝珍藏于灵魂深处。”
我不知道这些想法有多少是她自己发挥的，或者她只不过在转述克莉斯特娃的观点？但无论如何，这些思想与我的生活态度太相似了！
翻到我在1993年的记载：“两年前，当我在写那部后来被人称为一枚‘苦果’的40多万字的《思辨的张力》时，曾对一位朋友说，我是想‘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话一说出口，心里先就虚了。
‘改变’？你改变得了吗？中国人就爱按老的方式生活，你的书根本没人看，更没人懂，奈何？”
“其实，要‘改变’什么的想法会使人觉得累，而不想‘改变’什么，在某种意义上会使人觉得更累，因为人失去了生命的支撑点，而要将整个沉重的自我当作自己个人的责任来独立承担。
他会发现，并没有现成的、既定的支点可以让他去移动地球，必须移动的是他自己，他必须在一片虚空中由自己去建立支点。”
[110]但小真的这篇文章写于1990年年底在瑞士访学期间，估计发表于1991年或者1992年的《读书》，可惜我正好从1991年起就没有订阅《读书》了，直到1997年以后才又开始在书摊上零星地买过几本，所以无缘得知小真笔下的这些真知灼见。
今日读到，深感先得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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