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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批判与哲学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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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邓晓芒教授
我所主张的“新批判主义”
是真正新的，它是从现实出发，返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对自我的心灵进行深层次的批判和反省。
问：从您近年的著述来看，您主要致力于文化批判和哲学建构两方面。
就文化批判而言，您对传统文化、当代人文精神、保守主义以及中国人的人格结构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批判。
请您首先谈谈我们应当如何面对传统文化？
答：首先我们要意识到传统文化遗产深深植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身上，想摆脱是摆脱不了的，我们就是传统文化的产物。
你不能把自己置身于传统文化之外。
传统不在书本上，也不仅是在知识分子的头脑里，而是在民间，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和观念中。
有人说传统文化到了五四就断裂了，我认为这种看法非常肤浅。
即使这种所谓的断裂也是传统文化的表现。
中国传统文化单凭自身绝不可能超出自己，这是一个前提。
我主张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应从现实出发来考虑。
唯一能超出传统文化的就是现实生活。
当然现实生活与传统文化有割舍不了的关系，但20世纪以来，现实生活中已经渗入了不少新东西，那就是西方文化。
西方文化的加入有可能使传统文化超出自身。
20世纪我们所经历的种种文化危机就是由于西方文化的侵入造成的。
西方文化的侵入不仅是船坚炮利，主要在于它是一种完全陌生的异质文明，包括道德、科学、价值观这些东西，它已经对我们这一百年来的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现代，我们应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个我们应如何对待现实、对待现实中的西方文化的问题，这不是一个感情问题，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要从它对现实生活的实际影响来考虑。
现实生活中，已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西方的价值观念已经渗入到我们的思想中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反思传统文化中与现实不相符合的东西，反思我们固守这些东西所造成的矛盾和弊病，即越是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就越是严重。
我们的当务之急不是从传统文化中拿出一些东西来应付现实的问题，而是怎样抓住现实、实实在在地去学习西方文化的精华的问题。
其实我们现在正在这样做，只不过许多知识分子不愿承认罢了。
当他们把问题的产生、危机的出现归结为西方文化的进入时，却不去想想为什么西方文化一进入中国就出了问题。
人们也看到西方的东西一引进来就变了质，就由好东西变成了坏东西，我们学不到西方的好东西，反而把中国的好东西丢掉了，但又不去想想为什么西方的好东西往往变质？你可以说我们没有西方那些好东西得以运作的条件和机制，但究竟是什么在妨碍我们获得这些条件和机制？这不恰好说明我们在这方面要来一次更彻底的改变，证明了我们在思想上、灵魂上根本转型的必要性？怎么能以此为借口说我们再不能引进西方的东西了呢？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同一百年前刚刚接触西方文化时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无非是被逼迫着向西方学习，但是从层次上要更深入些，不再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也不再只是请来“德先生”
和“赛先生”
，而主要是学习西方那些人文性的东西，如对人性的思考，对精神彼岸的追求等等。
这些东西看起来一点也不实用，却正是那些实用的典章制度得以运行的条件。
问：您非常关注近年来学界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请您就此谈谈看法。
答：什么是“人文精神”
？有人说是道德理想精神，有人说是终极关怀，有人说是社会使命感，有人说是普遍价值标准，都很飘忽。
我认为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就是知识分子关注现实的精神，即“以天下为己任”
的精神。
所谓“人文精神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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