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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漫长的战争岁月，父亲创作了数以千计的画作，得以保存下来的仅是其中一小部分。
母亲当年用一只铁盒装着父亲的画稿，行军打仗，走到哪带到哪。
每逢敌人大扫**，便将铁盒埋人土中；敌人一走，再启出来。
而在十年“文革”
中，父亲母亲都进了牛棚，他们将一部分宣稿藏在废弃的壁炉里，这才使它们幸免遭劫。
那一年的酷暑，我扛着装满父亲画作的小皮箱独自北上了。
为了出版父亲的画集，我曾四处奔波、屡屡碰壁。
当时正是严冰初融，百废待兴之际，像父亲这样刚刚从“牛棚”
中“解放”
出来的老艺术家要出版一本画集真是很难很难。
终于，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邵宇先生给我们家写来热情洋溢的信，人民美术出版社决定出版父亲的画册！
邵宇先生是一名出色的画家，也曾是一名新四军战士，他对父亲的作品一定有深刻的理解。
在北京工作的三妹和三妹夫来火车站来接我，三妹夫扛起小皮箱疑惑地说：“怎么这箱子这么重？”
待到住地，妹夫扛皮箱的肩膀竟磨出一道血痕。
父亲的画作真是很重很重，期间负载着太多历史的沉淀和对未来的期望。
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美术编辑姜旗先生，他为父亲的画集倾注了满腔热情，他悄悄向我交了底：“现在我们出版社积压了好多画家的画集等待出版，要是按部就班，不知要排到猴年马月。
你若能自己抓紧把画稿的底片冲洗出来，我瞅着机会帮你们往前插插队。”
在二十年前空调还是稀罕物，我和三妹钻进人美出版社蒸笼般的暗室里冲洗放大父亲画稿的照片，身上的确凉的短袖衬衫像从水中捞出来一般。
大约化了三四天功夫，我们终于将近两百张照片都洗印停当，这才安心，方觉人已经悟得发馒了，一口气连吃了十几根冰棍，直吃到肚子痛为止。
次年，父亲的画集终于面世了，这是父亲短短59年生命中留下的惟一的一本画集，况且是在他死后方才面世的！
对于父亲来说，这是遗憾呢还是欣慰？
画集的封面是父亲的一幅垂柳老牛图，烫金的“芦芒画集”
四个字是张爱萍将军的手迹。
张爱萍将军是文武双全的儒将，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一手字写得刚柔相济，神采奕奕。
作序的亦是父亲的老上级李一氓和王阑西，共同战斗的经历使他们对父亲的人格深切了解，故而他们是父亲艺术作品的知音。
他们在序中说：“……当年抗日战争中革命军民战斗生活的真实场景，都一一记载在芦芒同志的笔下。
其实，芦芒同志也是这些生活画面中的一员，他所画的不仅是他所看到的，而且有些也正是他所做的；他不仅在画别人，而且甚至可以说有时也在画他自己。
创作与生活结合得那样紧密，几乎到了不可分离的地步。
这些作品既是一幅幅耐人品味的美术珍品，也是一卷卷感人肺腑的革命历史回忆录。
它之所以至今仍令人爱不释手的生命力正在这里。”
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着父亲的画册，跟随青年父亲的脚印穿过皖南的崇山峻岭，然后渡江北上，到达水网交织的苏北平原，并辗转周折于江淮两岸、盐阜地区，之后又渡江南下……一个在贫困和歧视中挣扎的苦闷的青年，渴望光明，渴望有自由挥洒艺术才能的地方，一旦他投身于人民大众火热的斗争生活，呼吸到革命队伍中平等自由的空气，他的心灵的枷锁解脱了，热血沸腾，**澎湃，艺术创造力便如火山爆发般迸溅出来。
难怪几十年岁月尘埃仍遮不住这些巴掌大小纸页泛黄的画幅中蓬勃的生命力！
画集的第一部分是木刻与版画。
父亲在根据地《江淮日报》工作时，每天要给报纸作一幅配合形势宣传的木刻，晚上，他伏在草棚中的木板上，就着豆大的油灯，画呀刻呀，直至鸡啼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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