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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疯狂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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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诺贝尔奖得主，有时，也会犯错
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咖啡厅，1995年春天某日近傍晚时分
我刚结束一场大型强子对撞机委员会的会议。
该委员会成立于几年前，旨在评估新型加速器—大型强子对撞机的实验建议。
委员会成员中有一位德国物理学家，他从事欧洲核子研究组织新机器大型正负电子对撞机（LEP）的OPAL实验。
他非常友善，提出的问题很精准；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对我们并不咄咄逼人，而且很明显，他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这些年轻的物理学家们所投入的事业在其他人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
他的名字是罗尔夫·赫尔，当我们发现希格斯玻色子时，他成了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总干事。
穿过咖啡厅时，我遇到了卡罗·鲁比亚。
咖啡厅是欧洲核子研究组织最重要的场所之一。
中央餐厅，实验室的三个餐厅之一，是最拥挤的，人们也会在休息时来这里喝咖啡，或在晚餐后喝啤酒。
我们在这些桌子上讨论，交流彼此的想法，寻求解决方案。
各个民族的人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进行激烈的辩论，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餐巾纸也许是现代最重要的科学工具。
成千上万的餐巾纸被用来写方程式、绘制探测器或讨论费曼图，它们构成了所有新交响曲的第一篇乐谱。
讨论结束后，它们被扔进垃圾桶——但如果它们被收集并被保存下来，我们就能在其中找到过去几十年来一些最重要的科学见解。
大约一年前，鲁比亚结束了他作为欧洲核子研究组织总干事的任期，回到他狂热的研究活动中，四处奔走。
一如既往，欧洲核子研究组织是一座充满创意和首创精神的火山，最重要的是，这里非常奇妙。
我们正在进行的紧凑渺子线圈实验就源自米歇尔·德拉·内格拉和吉姆·维尔迪的想法，这两位是鲁比亚的学生，是鲁比亚在发现W和Z玻色子时，在UA1实验中与他一起工作的年轻人。
我相信鲁比亚了解我研究中的所有细节，并且也知道我们的项目基于许多新的想法，其中一些是真正革命性的。
当他带着惯常的攻击性口吻对我说：“你在忙活什么呢，紧凑渺子线圈的年轻人？你为什么不来我的办公室聊聊呢？”
我知道我这一小时会很难熬。
在这里，我在黑板前，在诺贝尔奖得主的书房里，绘图、解释、回答着越来越紧迫的问题。
鲁比亚非常好奇，很显然，他正在尽一切努力使我陷入困境。
我满头大汗，努力保持镇静，争论，为自己辩护。
然后，他突然沉默了；在整整半个小时的时间里，他让我继续讲下去，不打断我在黑板上画东西。
“所以，”
我向他解释说，“我想可以建造一个能经受大型强子对撞机辐射的追踪器。
我知道很多技术还不成熟，但我们应该去做。”
然后接着说道，“是的，现在的成本可能难以控制，但我们有一些想法可以大幅降低成本……我知道这样构想出来的探测器似乎很有未来感，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它将允许我们以能清楚地识别希格斯玻色子的精确度来重建电子和μ子信号。
有了这个探测器，我们就把希格斯玻色子装进了袋子里。”
当我放下粉笔，转身看他的时候，鲁比亚脸上带着一种非常怀疑的表情。
很明显，我告诉他的事他一个字也不相信。
他的最后声明没有任何余地，这是一项无法上诉的判决：“这永远不会奏效。
你会在水里挖出一个大洞。”
当离开这个房间的时候，我有一个清楚的想法，我对未来几年的工作重心有了明确的想法：证明可以构建大型强子对撞机的追踪器，即测量粒子轨迹的仪器。
即使是诺贝尔奖得主，有时，也会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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