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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
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
[3]这一讲话所频繁使用的“你们”
和“我们”
这样的字眼充分显示出，在毛泽东的思维当中，掌握政权的主体“我们”
并不包括被称为是“你们”
的文学艺术家，“你们”
尚未真正进入“我们”
的阵营，而且，只是因为“你们”
合乎人民和革命的需要，才为“我们”
所欢迎。
实际上，中共中央的“祝词”
由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来作，特别是周恩来的政治报告中所详述的人民解放军在新政权建立中的赫赫战功，也必然会使亟待改造的文人们自惭形秽，产生某种自卑心理。
从五四前后和1928年的“革命文学”
论战中通过思想倡导的方式对于文学实践的竭力介入，中经20世纪30年代通过“左联”
而对文学实行的“组织化”
实践，到40年代延安“解放区”
通过政权对文学的管制，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学领域的介入，终于发展为“国家”
层面上的全面领导。
从此，中国共产党可以动用包括国家机器在内的一切资源与力量对文学提出形形色色的政治或政策要求，进行相当有力的掌控。
第一次文代会确定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方向。
郭沫若在开幕词中认为毛泽东的《讲话》“一直是普遍而妥当的真理”
，并且“明朗地表示”
要“把这一普遍而妥当的真理作为我们今后的文艺运动的总指标”
[4]。
周扬的报告说得更加明确：“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
[5]于是，“大会宣言”
便指出：“今后我们要继续贯彻这个方针，更进一步地与广大人民、与工农兵相结合。”
[6]在这样的基本方针明确之后，关于文艺工作者的深入生活、文艺的普及与提高、旧文艺的改造以及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方面的具体政策便都有了相当具体的规定。
大会产生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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