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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由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茅盾、周扬都在会议上作了报告。
邵荃麟在讲话一开始就指出：“在我们这些年来的作品中，以农村的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数量最大。
作品成就较大的也都是农村题材，像《红旗谱》《创业史》《山乡巨变》《暴风骤雨》等。
短篇也是这样。
搞《三年小说选》，中选的九十多篇，写农村四十多篇，比较好的三四十篇，占一半以上。
这情况很自然。
五亿多农民，作家大部分从农村中来。
生活经验比较丰富。”
“另方面，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间特别重要。
毛主席说民主革命主要是农民问题。
农民百分之八十团结起来革命就能成功……要把人口最多的农民的思想觉悟提高一步，这是社会主义建设重要的一个环节。
这个客观现实一定要反映到作品中来。
所以农村题材写得多是自然的。”
[1]这番话既说明了写农村题材的短篇作品非常多，又说明了农村题材的作品何以多。
在《三年小说选》里，农村题材的作品占半数以上，那在全部作品中，农村题材作品所占的比例应该更多。
短篇小说本来不但可以而且也应该有不同的写法。
在现代文学史上，短篇小说本来就有着不同的风格。
鲁迅、茅盾、沈从文、废名、师陀、施蛰存、张爱玲等，他们在短篇创作上都表现出不同的个性，作品都有着不同的特色。
但这种风格的多样化，在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创作中显然不复再现。
“现实主义”
是这一时期被推崇的创作方法，然而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
却不可能获得合法性。
邵荃麟在上述讲话中也强调：“社会主义教育是我们文学的根本任务”
，“要从具体中去看，去解决哪些可以写，哪些不可以写，有人认为什么都可以写，我看不一定，是与宣传党的政策有关，比如农村有些干部，蜕化成外部矛盾，像恶霸似的，能不能写，这划条线也很难，编辑也很难做的，可以讨论一下”
[2]。
为当前的政治和政策服务，需要小说采用传统现实主义的叙事方法。
但是，为当前的政治和政策服务，与直面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之间显然构成一种矛盾关系。
既然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都取决于当前的政治、政策，既然小说的功能已被归结为“宣传”
，那就只能徒见现实主义的外形而在精神实质上则与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南辕北辙。
所以，这一时期农村题材短篇小说虽多，但却并不能真正做到真实深刻地表现“农村生活”
。
还须指出，这一时期农村题材短篇小说与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小说有着本质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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