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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细节，正像有人分析的那样，“如果说喜旺的大男子主义显然是父权社会男性‘性别意识’的产物，那么李双双正是秉凭‘党法’对他进行惩戒和教训。
在某种意义上，李双双夫妻之间的高下之争预示着一场‘父法’——‘党法’之争，‘父法’之所以妨碍了‘党法’，与其说是因为欺压了女性，毋宁是因为‘大男子主义’这样一种性别专权势必分散党的全面控制。”
[10]在这场冲突中李双双虽然最后占了上风，但依仗“党法”
的权威追索回来的权力份额，最后必将悉数归还给这一至高无上的权威，妇女到底还是没能赎回自身。
《李双双小传》一类作品的“小真实、大虚假”
的实质正在于此。
周立波（1908—1979），湖南益阳人。
20世纪40年代因创作反映东北“土改”
运动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而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
1955年周立波回到湖南老家安家落户，他的作品几乎全是描写1949年以后巨大社会变动中湖南丘陵地带的乡村生活。
这一时期的作品除了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外，还有20多篇短篇小说，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山那面的人家》《禾场上》《卜春秀》《桐花没有开》等。
他常常在阐释政治主题的间隙中频繁地将笔触移向带有浓郁的地域色彩的乡村人情风俗和自然风光的描写中，这也是他的小说最有价值的地方。
短篇小说《山那面的人家》最能体现周立波小说的这一特点。
这篇小说通篇叙述一个乡村婚礼的经过，喧闹的气氛、无所顾忌的闲谈、姑娘们快乐的笑声、初冬月光下阵阵的茶子花香、“哭嫁”
“听壁脚”
的乡村婚俗、童谣，无不弥漫着那个时代文学少有的轻松的日常生活气息与冲淡、悠远的审美韵味。
小说还通过洗练、生动的人物对话和场面的描绘，传神地勾勒出参加婚礼的乡村各色人等的面貌和人际关系，尤其是用诙谐笔调刻画了在当时显得十分独特的农业社社长的形象：“社长是个忙人，每天至少要开两次会，谈三次话，又要劳动；到了夜里回去迟了，还要挨堂客的骂，任劳任怨……”
他和兽医争论自由恋爱好还是包办婚姻好，他赞同自由恋爱，理由竟是“（他自己的）堂客是包办来的，时常骂他，引起他对包办婚姻的不满”
。
接着社长便与兽医漂亮的堂客调笑并被骂作“老不正经”
。
当兽医在婚礼上大谈国际国内形势等流行的大话空话时，他厌烦得马上要走掉：“人家结个婚同国际国内形势有什么关系？”
并同另一个干部一起用农民特有的粗俗的幽默方式揶揄兽医。
就这样，一个具有十足乡土根性、带有喜剧色彩的真实、亲切的农村干部形象便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个人物完全不同于当时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执政党干部形象。
当然，新娘向来宾展示作为嫁妆的劳动手册、新郎突然从婚礼上逃走去照看生产队的红薯这样一些细节，又不得不应和当时的时代氛围。
不断触摸主流也许正是上述这些日常生活描写获得合法性的必要前提。
在充满生活情趣与民间风情的画面描写的同时，总要承载政治宣传的内容，这成了周立波小说的内在矛盾和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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