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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象并非个别的。
这时期具有乡土色彩的小说，其在艺术与思想上的成败，大多与作家对民间文化传统与当代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处理方式息息相关，孙犁的《风云初记》便是这方面的又一个例子。
孙犁的《风云初记》共三集，1951年至1963年陆续出版，故事以初期抗日战争为背景，塑造了一系列在这场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农民军人形象。
其中有富于顽强抗争精神的老年农民高四海，也有雇工出身的连队指导员芒种等。
自然也少不了孙犁特别擅长刻画的青年女性形象，如单纯、美丽、善良，对生活充满幻想与热情，最后成为革命新人的吴春儿，不断同自我、旧家庭、旧势力作斗争的李佩钟等。
小说在许多地方有着非常明显的孙犁创作风格的标记，比如，诗化的自然景物描写，行云流水般的优美的语言，清秀纯美的年轻女性形象。
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这部小说无疑是一次失败的创作。
这并不是说孙犁的诗化风格只适合中短篇的创作，而无法表现长篇的容量；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孙犁小说所体现出来的独特审美气质与美学风格，其内在的要求是一个超然美学主体的角色存在，是一种对审美对象的文化心理距离。
“风格即人”
在孙犁这里有着独特的体现。
对孙犁而言，诗化的创作风格并不仅仅是某种外在的艺术叙事手段。
相反，它还是某种人生方式，某种生活立场。
《荷花淀》《山地回忆》等作品之所以受人称誉，都无不与孙犁对创作对象、对生活所持的那种恬淡、娴静而纯美的注视目光有关。
这样一种审美的目光虽然戴上了政治的过滤镜，但其内在的对人性美、生活美的深情与探索，依然能够穿透政治的雾障，打动读者的心。
然而，当孙犁在文学政治化倾向的影响下，试图通过《风云初记》以“史诗”
风格为一个时代立传时，便在事实上与他的美学追求发生了矛盾。
尽管在《风云初记》中随处可以看到优美的景物片段描写，也偶尔可以从吴春儿等女性形象上发现作者对女性美的深情关注，但这些碎片再也无法聚集成为一个统一的美学整体了，过多的政治化情感将它们稀释成为一些“点缀品”
，使作品缺乏内在的艺术穿透力；与艺术对象缺少审美距离的急功近利的政治创作意图，与孙犁创作风格中内在的审美视角有着无法弥合的裂缝，这种裂缝导致小说在整体风格上的不协调。
此外，就孙犁的创作气质而言，设置扣人心弦的情节、冲突激烈的矛盾，并非其所长。
孙犁擅长的无疑是类似《荷花淀》那样的抒情小说，在营造整体的诗化意境中缓缓展开人物的内心世界。
而在《风云初记》中，孙犁安排了几条故事线索，似乎想以故事来带动作品，抓住读者的阅读兴趣，但到了小说后半部，这种安排便非常明显地后续无力，几条线索都变得零散不堪，甚至只好草草收场。
此后的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孙犁便显然吸取了《风云初记》的某些教训，某种程度地回到了《荷花淀》的道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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