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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远离生活自身，它其实就是据以想象两条路线斗争场景的阶级斗争理念。
或者说，“生活本质”
就是作家“找米下锅”
的锅，反映“生活本质”
就是图解某种现成的政治理念，这在“**”
中被概括成“表象（事物的直接映象）——概念（思想）——表象（新创造的形象）”
[3]，这一公式实际上就是以政治理念为中介，将丰富复杂的生活改造和简化成二元对立的政治斗争生活。
“三突出”
的“突出”
也是以这种“生活本质”
和“概念”
为中介完成的。
在阶级斗争主题指导下，这段时期的作品还普遍存在着“忆苦思甜”
的模式。
“忆苦”
为阶级斗争确立合法性，“思甜”
则为个人崇拜确立合法性。
回顾过去、歌颂现在、展望未来成为这类作品共有的“三段式”
结构模式。
同时，为使文学成为现实工作的意识形态指南，在人物设置、情节发展、斗争方法等方面努力与政治一一对位。
表现在农村题材叙事作品中，总是围绕着党的书记、生产队长（或乡长）、贫苦农民、暗藏敌人这几种人物设置情节。
而这些形象内涵和他们的矛盾方式都有具体的先验定位，一般不可逾越。
针对《海港》《龙江颂》这样的“样板戏”
，当时民间流传着一首顺口溜：“一个女书记，站在高坡上，手捧红宝书，抬手指方向。
敌人搞破坏，队长上了当。
支书抓斗争，面貌就变样。
群众齐拥护，队长泪汪汪。
敌人揪出来，戏儿收了场。”
这生动形象地表明了即使是普通观众也对“样板戏”
的模式化有着强烈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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