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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浩然在创作和修改第二、第三卷时可以说正迎合了这种在阶级斗争中突出英雄人物的要求。
综观整部《艳阳天》，它局部的描写因为语言贴近农村生活，细节真实，多少能掩盖政治说教的空洞与虚假。
因此与同时期一些同主题作品相比，《艳阳天》更成功地图解了阶级斗争理论和极“左”
路线。
而小说第二、第三卷充斥的政治概念更多，如作品中王国忠的屡屡宣讲政治形势，饲养员马老四表现出的政治修养都充满了教条的痕迹。
“永远歌颂”
的“浩然模式”
使得他对农村生活表现始终停留在与政治理念保持一致的层面上。
东山坞短短十几天发生的一切成为阶级斗争形势的形象的教材，成为现实政治斗争的注脚。
作者极尽笔墨要写出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复杂性。
纵向上，只有短短十几天的时间，事件并不复杂，横向上，却先后交代不同人物的家庭与出身，很多地方显得情节重复、臃肿、失真。
如萧长春从工地回到东山坞，短短半天，作者却花费了十几万字笔墨，为了表现斗争残酷而设置的小石头之死的情节，也显得不可信，所有这些都使得作品呈现出总体构架上的虚假与局部细节的真实之间明显的矛盾与不协调。
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艳阳天》虽然还没有完全将萧长春神化，尤其在第一卷中尚有较多的真实生活的痕迹，但小说中众多人物都众星捧月般地围绕着萧长春，在焦淑红、马翠清等一批崇拜者的心目中，“他了不起”
，“眼睛亮”
，“看得远，看得深”
，在很多方面已经显示出英雄人物描写的某些极端倾向。
同时，他坚韧地斗争，怕耽误麦收而拒绝寻找失踪的儿子，牺牲个人利益服务于集体，成为接近完美的农村“新人”
。
小说中虽然设置了萧长春与焦淑红的恋爱，却竭力隐匿爱情的冲动，使它完全臣服于“社会主义事业”
。
同时，虽然设置了马老四吃野菜的细节，却完全遮蔽了饥饿的真相，使得人性最基本的诉求彻底让位于高涨的“阶级斗争”
政治理念。
而与这些先进人物相比，落后分子韩百安、孙桂英等形象反倒有一定的可信度。
特别是“进步”
之前的韩百安，那种对合作社的怀疑、矛盾，被马之悦戏弄的真实处境都写得比较细腻，那种患得患失的心情，对土地的珍爱和对粮食的爱惜，真实地反映了这一阶层的农民在农业合作化进程中的心态。
虽然作者对此持批判立场，但却依然显示出一定的丰富性。
而小说中的反面人物、准反面人物如马小辫、马之悦、弯弯绕等则被作者充分漫画化，尤其在后二卷中，仿佛他们一出场就是为了以自己的洋相百出来证明萧长春等人的正义与智慧。
小说中农村日常生活场景被置换成火热的阶级斗争场景。
虽然不时有农村风景的描写，但作者只是将这些风景当作不断演练革命和阶级斗争的道具，包括打麦场上的歌谣，不时蹦出来的乡村俚语也都是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而不是纯粹的民俗意义的谣曲。
在修改《艳阳天》农村版时，浩然甚至为更加突出农村阶级斗争而将农村风光和背景作了删节。
他说：“具体改动的地方，大体上有这样几点：第一，突出人物……第二，突出正面人物形象，突出主要的矛盾线，让这条线更清楚明白。
因此，在写正面人物和主要人物的地方，还加了些笔墨，而反面人物和次要人物虽然一个也没有减少，但在描写他们活动的地方作了一些删节……”
[13]这些足以表明，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上，《艳阳天》已显露出“**文学”
规范的意味来。
在这部小说中，浩然通过设置党内走正确路线的代表、贫下中农与地主富农（敌对势力）、富裕中农（动摇不定的势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党内异己势力）这样的矛盾，图解依靠贫下中农，争取中农，孤立和打击地主富农的政策，从而延续了《创业史》等五六十年代反映农业合作化长篇小说的模式。
但是，与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比起来，《艳阳天》中的矛盾更快地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得到了廓清，阶级阵营的划分更加泾渭分明，因而所蕴涵的斗争意味更明显，更符合极“左”
政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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