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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报道文学作品无一不是现实观照的产物。
如他历尽艰辛实地考察后撰写的《黑色的部落》，乃台湾文坛较早将视线投向高山族弱势族群生存情景的代表作之一。
他明晰地**了其写作的目的：“这许许多多的奇风异俗，表现了泰雅人对他们所生存的空间、所遭遇的人事、所祀奉的鬼神的一些基本态度。
唯有透过这诸多的生活层次，我们方足以了解这个部落在早期的生态环境下，如何发展出他们的生活原则，并从而窥出变化的痕迹。”
这一意图在《台湾城乡小调》的“城乡篇”
中得到了贯彻，如《小发财进行曲》从俗称“小发财”
的小型汽车先后在制造业、服务业乃至当前的文化、娱乐业发挥巨大作用的过程，透示台湾的社会和大众文化的演变。
《暖暖的歌仔戏》显示尽管时代巨变，但传统文化精神仍以歌仔戏等民间方式在底层社会传播着。
《三轮踩遍小镇》等则对时代进程中一些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的汰旧换新予以了介绍。
古蒙仁擅长描写一些社会现象的来龙去脉，这使其作品在某种程度成了台湾社会转型的历史见证，不过他却较少在创作中涉及新旧价值观念的冲突。
这一时期的香港散文中，董桥和潘铭燊是两位颇具代表性的作家。
董桥的散文十分讲求理趣和情趣。
他对散文有独到的见解：“散文须学、须识、须情，合之乃得AlfredNorthWhitehead所谓‘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
[4]其散文题材广泛，既有思想散墨、文化眉批，又有乡愁影印、感情剪接，表现出作者博大的中国情怀。
他以理性目光观察和审视万物，而又以直抒胸臆的方式自由发挥，纵横捭阖，妙趣横生。
他可以从马克思到海边度假写到杨振宁的灵感、邓丽君的情歌、胡适的故事、明末清初柳敬亭说书、香港的前途、两岸的统一、中国的竹影粉墙、小桥流水、英国爱德华时代的建筑、维多利亚风味的街灯、藏书家的心事以及满抽屉的寂寞等，可说是包罗万象。
《中年是下午茶》以一种反讽自嘲的笔墨去探求人生的奥秘：中年是“只会感慨不会感动的年龄，只有哀愁没有愤怒的年龄。
中年是吻女人额头不是吻女人嘴唇的年龄”
。
“中年是杂念越想越长、文章越写越短的年龄。”
“中年是一次毫无期待心情的约会。”
“中年是看不厌台静农的字看不上毕加索的画的年龄。”
以丰富的联想说出许多带有哲理意味的人生隽语，既亲切自然、活泼生动，又充满理趣。
潘铭燊散文则以“钱锺书式”
的幽默与智性取胜，恰如他自己所言：“络绎奔会、取精用宏的古今胜语，和作者本身深造自得、信手拈来的慧识新解，浑成自然地融合成晶莹的珠玉。”
[5]散文集《人生边上补白》是其代表作。
他公开声称师承钱锺书。
《人生边上补白》尽管明显套用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仍写出了潘铭燊对生活的真知灼见，表现出了师承中的创造精神。
如《窗的世界观》首先引用钱锺书的观点：“窗子打通了大自然跟人的隔膜，把风和太阳引进来，使屋子里也关着一部分的春天，让我们安坐了享受，无须再到外面去找。”
作者却并不“苟同”
此看法，反而认为：“窗子使我们享受到的大自然，其实只属于‘聊胜于无’的档次。
窗子引进来的风，只是些不凉不快的风头风尾；窗子引进来的太阳，也只是些驱寒不去生暖不温的剩余热光。”
窗子引进来的春天，只是“假春天”
，“春，是要出去寻的”
，因此他提出：“窗子带给我们错误的人生观，令我们闭门造春，以为‘春寻’可以代替‘寻春’，因而得不到人生的真正享受。”
作者还从史籍《传灯录》中寻找例证，最后得出人生真谛：“禅也好，春也好，人生也好，真理也好，都在大千世界里，不在故纸经书上；都在窗外，不在窗内。”
他呼喊：“至于我们，还是走出窗外吧。”
这种散文的确是诗性和智性浑然天成的结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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